摘要：很多人問人文與醫學論文可以寫什么？怎么寫？選題方向是什么，今天668論文網李老師就給大家精選出15篇關于人文與醫學論文范文2000字到3000再到5000字還有題目大全供大家學習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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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與醫學論文范文 第1篇
題目：醫學為什么要講人文
本文立足醫學的本質與特點分析，闡述“醫學為什么要講人文”，以及“講什么”，提出倡導重塑“生命觀”與“科學觀”作為當下醫學人文建設的思考。
醫學人文 醫學本質 醫學特點 生命觀 科學觀
為什么“醫學要講人文”?特別是，“醫學要講人文”基于什么前提?針對什么具體時空?畢竟，討論總要為現實服務。概而言之，筆者以為，應基于醫學的本質和醫學的特點這一前提，針對現代醫療衛生事業面臨的諸多挑戰這一具體時空!
醫學的本質與特點
醫學本質上是向善的“大善”事業，是向善的關乎生命的事業。善的事業與“意義”是聯系在一起的。“意義”是屬人的，即：只有人這種動物才追問“意義”。而且，醫學是關乎如何理解生命、如何賦予人生命意義的“大善”!只有在醫學里，生命因直通諸如肉體生死或精神靈魂等的終極問題，這一“善”的意義才更強烈、更特別，這是除醫學之外的其他事業無法具有的本質便利。所以，醫學說到底是“人學”：即醫學本質上不是人與機械設備、人與藥物技術、人與生物檢測數據、人與金錢等的關系問題，歸根到底，醫學是一定國情文化等各種社會背景下的“生命觀”問題：對人的生命現象與健康疾病轉歸所持的一種基本理念和行為模式、以及相關醫療政策體制機制安排等的價值體系，構成了這一“人學”的形而上與形而下內容。醫學，因離痛苦最近，離脆弱最近，離無助最近，離死亡最近，所以，醫學離真實最近!因醫學徹悟生命的無常、苦難、孤獨、脆弱，才敬畏悲憫，摒棄一切傲慢與偏見，進入真實的生命境界!因為懂得，才會珍惜!
醫學特點上具有經驗性與技術性的辯證一體性。所謂“經驗性”，主要指醫生的臨床經驗豐富與否直接決定著診療的質量和效果，這是不爭的事實。在現代醫學對生命和很多諸如高血壓、糖尿病、腫瘤等致病原因還不清楚的情況下，能否對疾病準確判斷，能否對藥物技術恰當使用等等，都需要醫生本人的臨床經驗積累方能駕馭!所謂醫學的“技術性”，指醫生個人形成的一套臨床技巧、技能、技藝、技法等的“綜合掌控”能力與本領。可以說，同樣的患者和技術條件，由于醫生的“綜合掌控”能力和水平的不同，其診療效果會不一樣!出色的醫生，不僅懂技術，更深諳如何恰當適宜地運用到不同患者身上，不僅“能為”，更知道“應為”。
惟其如此，有形的藥物、技術等外部條件，與無形的醫生內在臨床經驗和技術水平辯證結合，方能產生理想的療效。正所謂技術(知識)無好惡，但使用技術(知識)，卻存在適宜恰當與否的匠心獨具的專業精神和人文境界。
復雜系統性跨界交集制約下的現實環境
當代醫學呈現出史無前例的醫學技術性(專業性、科學理性)、醫學社會性(法制規章、制度機制等)、醫學文化性(倫理道德、養生保健、健康幸福等)社會多層級的復雜系統性跨界交集與制約，俯瞰其中每一個層面，都有較大的改善空間，但又不單純被其他層面制約，致使醫學中的很多問題很難簡單地用單一的視角說清和應對。也因此眾說紛紜、此起彼伏、各執一詞、各講一理、莫衷一是。大到“醫改”，小到臨床路徑規范，可謂到頭來“問題”又返回到醫學的本質與特點的人文拷問上。換句話說，醫學因對人之生命的愛與責任而誕生，因對生命的保護關懷而存在發展，醫學與生命不離不棄，千回百轉，呈現著美麗而坎坷的跋涉歷程，如同理想與現實的永恒“戀人”。醫學的意義因“生命的價值”核心圍攏過來，使當下醫學那些事兒難以避免地遭遇、挑戰、曖昧，回歸的是醫學的人文性!自古希臘亞里士多德那句“醫學應從哲學開始，而哲學最終應歸結為醫學”至今，醫學的哲學意味、人文性，一直呈現出歷史階段性演進。
關于醫學人文“講什么”的思考
如何理性辯證地看待醫學的進步與局限，理性辯證地認識人的生命與生死，理性辯證地理解醫生患者的處境和訴求，理性辯證地看待當下醫療環境存在的問題和進步，應該說，這些，都需要醫學人文視角的參與與貢獻。
倡導重塑生命觀
生命觀，說到底，是一種生命境界，表現為一種態度，一種方式，一種修養，一種高貴，一種價值追求，一種善。醫學人文追求的是一種對生命、人性的終極人文關懷和情感寄托。在價值取向上，不僅要知“能為”，也應知“應為”;不僅在乎“結果”，也應在乎達到結果的“過程”;不僅關心“利益”，也應追求“價值”;不僅重視“權利”，也要履行“責任”;不僅注重“治愈率”，也應關注醫患“滿意度”。倡導重塑生命觀，注重生命身心健康和諧的、責任與敬畏的、基于理性基礎的人文情感和人文精神，十分必要。
倡導這樣的生命觀，首先是理解自己的生命與意義，進而，推己及人。生命，因為懂得，所以珍惜;生命，必須懂得，必須珍惜。因為，生命的脆弱、無助、無常，與生命的頑強、堅韌、無畏，相反相成地展現在醫學中，肉體壽命的局限與精神超越的無限，構成了人文精神的崇高悲劇性。悲劇性不是悲劇，是人類超越生死的偉大成熟與智慧使然。活著的意義正是這樣的人文境界才使人的生命獲得了意義!而醫學扮演的正是這其中的天賜神圣使命!
對于生命觀，雖然東西方文化具有完全不同的走向和訴求，但是，都體現了對人之生命態度的一種伸張;同時，東西方醫學也呈現出完全不同的學理路徑和格局。比如，孔子和蘇格拉底這一中西哲學的鼻祖，他們都重視人性哲學，但是，孔子、孟子走向了道德論：倫理道德在“人性理想”訴求中是最高地位。而蘇格拉底、柏拉圖走向了本體論：探究外部世界真理知識。相應地，中醫與西醫，具有文化象征意義地呈現出完全不同的對生命的解讀和干預方式，比如：怎樣看待諸如：衰老、缺鈣、骨質疏松、白發、肥胖、更年期綜合癥等等，它們是不是“病”?其背后是否反映著生命觀問題?或許，這些“癥狀”只不過是人從生到死的生命過程的必經階段，而一旦命名為“病”，順理成章地就要“治療”!但是，這樣的治療，是否違背了生命內在的自然規律性?而且，常因為“治療”又導致新的問題，甚至危及生命。類似的現象還有很多，值得醫學反思。
不解決我們對自己生命的理解與態度問題，不會領悟醫學的本質與有限功能。醫學會不斷發展，但不是萬能的。
倡導重塑科學觀
“人文”是相對于“科學”而言的。若問“什么是眼淚?”科學的解釋就是“鹽加水”。但是，從人文視野看，“眼淚”豈止如此簡單?!“科學”與“人文”是一枚硬幣的兩面。沒有真正的人文精神，就不會有真正的科學精神和科學進步。同樣，沒有真正的科學精神和科學理性情懷，也無法真正實現人文關懷和對生命的真正認識!缺乏科學理性基礎的人文，是空談。
關于科學理性精神，根據吳國盛教授的概括，其原則是“內在性原則和自主性原則”。他指出，這種內在性與自主性，是不同于滿足世俗功利目的的，是純粹的探究旨趣使然。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開篇第一句說，“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將“知性”視同人的“本性”，視為生命生活的內容1!可見，“求知”本身就是目的，不是手段!這樣的科學理性精神，顯然是與人文精神一脈相承的，本身就是人文精神的體現。
所謂科學精神，首先不是知識或技術本身，而是一種精神和態度!借用法國哲學家、社會思想家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在談到如何理解“現代性”時的概括就是，它不是一個理論、一個學說，甚至也不是一個不斷在積累的永恒的知識體系，而是一種態度，一種精神。有了這樣的精神和態度堅守，其它具體的目標和效率才有可能。
面對技術發達、手段多樣、新藥、新技術層出不窮，不僅要做到“十八般武藝”樣樣過硬，高揚出色的專業技術技能本領，同時還要超越知識的“工具”性，變“使用”為“恰當使用”，倡導“責任與良知”的“態度”。醫生在知識技術面前“用不用?”“用什么?”“怎么用?”是有先后的，“看病”的任何診療決策，都涉及知識技能的選擇與使用問題，否則，無法做到科學理性精神要求的對事實的尊重，對證據的尊重和達到對患者的尊重。常常一個醫療決策行為，包含著技術使用連帶的社會性甚至政治性、外交性等綜合社會效益。對此，以理科成長起來的醫生群體，應在臨床中有意識彌補人文社會科學熏陶的不足，注重領悟人心、人性中的美好，包容人性的不足;注重學習社會科學的境界和方法，例如掌握樣本的概念;以及樣本不能代替總本;任何事情、任何案例、任何例子、任何故事都是有偏差的……這些也是寶貴的專業本領。
由于我國長期施行單純知識技能型的醫學教育模式，醫學人才知識結構單一，普遍被動依賴有余，能動獨立不足。比如，診療規范化是個好制度，但好制度也不是十全十美。人們習慣于將標準化、規范化、循證醫學、約定俗成當成“圣經”，而忽略了現成的醫學臨床知識的個別性、概率性事實。概率性意味著：對每一位具體患者，概率依據不是充分的。倘若盲目照搬，誤解、誤用、亂用和過度使用勢必難免，“提供個性化服務”實為空話。
可見，知識的運用如果沒有人文境界、態度作前提，知識就成為教條和枷鎖。在此，借用美國社會學家、政治家，曾任美國駐印度大使、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的丹尼爾·帕特里克·莫伊尼漢(Daniel Patrick Pat Moynihan，1927-2003)的名言：“保守地說，真理的中心在于，對一個社會的成功起決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開明地說，真理的中心在于，政治可以改變文化，使文化免于沉淪”2。
我國“道”的思想與科學理性精神十分一致。孔子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人天然之自性，圣凡平等，離諸分別。率性而行者謂之道，背性而行者謂之非道。這便是“天人合一”的“人道自然”的宇宙生命大智慧。在這里，“道”的境界與生命人性的境界同歸于宇宙自然的境界!
作為本文“責任倫理”的人文，與科學理性一起，構成言說當下“醫學要講人文”的重要方面。新的，未必是好的，好的，應是那種適宜的。適宜與否，要靠人去把握，靠人的責任心、態度、學識、經驗、良知等這些科學與人文的東西共同去把握：“對醫學而言，人文修養不是萬能的，但是，沒有它，是萬萬不能的，只有真正了解生命，才能敬畏、尊重和關愛生命。”
人倫教化不是目的終點，只是從凡入圣的過渡而已。“醫學要講人文”，不是“時尚”，不是“活動”，而是人之生命神圣永遠在路上的自我蛻變的歷程。
1. 吳國盛.技術釋義[J].哲學動態,2010(4):16.
2. 【美】塞繆爾·亨廷頓勞倫斯·哈里森主編，程克雄譯.文化的重要作用——價值觀如何影響人類進步[M].北京:新華出版社，2013:8.
人文與醫學論文范文 第2篇
題目：醫學人文的光芒
大凡小孩子對穿白大褂的醫生都心存恐懼，小時候的我也不例外。因為，在我的小腦袋瓜中，醫生要么是逼人吞下苦藥片的“老妖婆”，要么是拿著尖尖的針扎人的“小魔女”，要么是在人身上開刀放血的“大魔頭”……所有的所有都與美麗、溫柔、善良相距十萬八千里。
想不到有一天，幼年的我竟對醫生有了“天使”的印象。
記憶中，因為發高燒、咳嗽，我被父親帶到了醫院。
在我賴在父親的懷里聲嘶力竭哭鬧時，忽然間耳畔傳來了溫柔的話語——來自一位接診的兒科女醫生：“小姑娘真漂亮，像個小公主，小花辮是媽媽梳的吧?”那聲調、語氣像極了媽媽。我的哭聲隨之戛然而止，并從父親的肩膀上抬起頭，朦朦朧朧地睜開一雙淚眼。
“這么漂亮的大眼睛，哭腫了就不漂亮了，就會變成丑八怪。”我趕忙止住了殘存的啜泣，只是因為不想變成丑八怪。那一刻，我看到眼前的女醫生像媽媽一樣慈愛地微笑著，一邊細聲細語說著，一邊用手捂著聽診器：“漂亮的小姑娘，我們用它聽一下好嗎?”聽診器接觸到我的身體時，我感覺到它的溫暖。聽了前面聽后面，還“啊、啊”的張嘴看了嗓子。“小姑娘，一會兒我們輕輕地扎一下手指，也許還要讓手腕上起一個小包，如果你堅強勇敢，不哭不鬧，就送給你這個。”她從抽屜里取出一串漂亮的、用輸液管做的紫色塑料花向我晃了一下。
出乎父親的意料，以前見到穿白大褂的醫生就哭、見到打針的護士就跑的我，這一次驗血、皮試、注射，整個流程下來，任眼淚在眼眶里打轉，我竟然沒哭也沒鬧。
看完病，我執拗地央求父親帶我去找那個醫生阿姨，父親當然知道我“醉翁之意不在酒”。于是，看完病的我們回到了初診的診室。
女醫生問父親：“孩子的檢查和治療都做了?”父親說：“都做了，真奇怪，她今天一聲也沒哭，更沒有鬧，以往，她的哭鬧能把房頂揭了。”女醫生轉向我，臉上依舊是慈愛的微笑：“小姑娘，你今天太棒了，阿姨說話算數，這個送給勇敢的你，希望你之后的幾天治療也一樣勇敢。”說話間，將一小串紫色的塑料花遞給了我。我向著女醫生用力的點頭：“我保證以后打針再也不哭了，謝謝阿姨!”話音未落，就高興地舉著紫色的塑料花，一蹦三跳地向診室外跑去，期間隱隱約約聽到父親和女醫生對話：“太謝謝您了，要不然我還真不知道怎么對付這位小祖宗。”“不客氣，將心比心，況且這是我應該做的。”
這之后，我不再害怕醫生;再大一些，有人說醫生冷血，我就拿這件事替醫生正名。現在想來，應該是醫學中閃耀的人文光芒在我幼小的心靈里播種了美好，讓我心存感恩，面向陽光。后來，也就是28 年前的一幕讓我愈發地感到：醫者仁心，仁者愛人，人文的光芒會照亮、溫暖絕望、冰冷的人生。
大學畢業后在市電視臺做記者的我，為《山城奉獻者》欄目采訪一位醫生——趙主任，跟拍了趙主任的門診、查房，我們來到醫生辦公室，架好攝像機，準備采訪。忽然一陣敲門聲響起，我剛要開門說：“請稍等一下。”一對中年夫婦已經推門而入，并不由分說地跪在地上。職業習慣讓我們迅速開機。只見女的一聲“謝謝您，趙主任!”之后就痛哭失聲。男的強忍著眼淚，雙手向趙主任遞上一個精美的筆記本：“趙主任，孩子死而無憾了。這是您送給她的筆記本，她一直珍存著，她對您說的心里話都在上面。”趙主任連忙扶起夫婦二人，我細問原委。
原來夫婦倆唯一的女兒重病住院，女孩得知身患絕癥幾次自殺，趙主任不僅精心診治，想方設法為她減輕病痛，而且像母親一樣陪伴她、開導她。得知女孩喜愛寫詩，趙主任就托人為她買來當時比較緊俏的《朦朧詩選》;送給她一個精美的筆記本讓她寫作，并在扉頁上抄錄了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騙了你》;還把女孩寫的詩稿托朋友、同學發表在報刊上……
我們翻看著筆記本，其中有不少的詩，有唐詩宋詞，有汪國真、顧城、舒婷等現代詩，有女孩自己的詩作——發表的、未發表的。每一篇發表的詩作后面除了注明發表的時間、報刊名稱外，都有一句相同的話：“感謝趙媽媽!萍水相逢，給予厚愛，今生無以回報，唯有堅強面對病魔，微笑面對生活。”筆記本的最后一頁是專門寫給趙主任的一封信，我不由自主地讀了出來：“趙主任，請讓我最后一次叫您一聲趙媽媽。謝謝您，您不是我的媽媽，但勝似我的媽媽。您像陽光一樣，驅散我生命的陰霾;您像雨露一樣，滋潤我干涸的心靈。因為有您，我生命的最后時光充滿了溫暖、幸福和快樂，您是美麗的天使!趙媽媽，我走了，帶著您給我的溫暖和愛。”我哽咽了，抬頭一看，趙主任也已滿眼含淚。
我將無意中拍攝到的這感人的一幕，原汁原味地在電視上真實再現。至今，我仍記得自己在節目最后的一段主持詞：“醫學是不完美的科學，甚至有的時候，相對疾病而言，醫學是一門滯后的科學，但有了醫學人文的完美，就能夠最大程度地減少醫學本身的不完美。正如趙主任所言所行：生命屬于每個人，并且只有一次，患者把健康乃至生命托付給醫生，醫生唯有用精湛的醫技診治患者，用真誠的愛心撫慰、陪伴患者，才無愧于醫者仁心，才能夠彰顯敬佑生命、仁者愛人的職業操守。由此，醫學才會因綻放人文的光芒而溫情和溫暖。”
讓我意料不到的是，這期節目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破例兩次重播，觀眾的信件如雪花飛來，市里專門就此召開了“如何做一名好醫生”醫患懇談會，還號召全市的醫務工作者向趙主任學習，做有溫度的醫學，做仁愛的醫者。
又之后，因工作調動，我到了一家省級醫院的宣傳處，18年宣傳處處長的職業生涯里，為醫院的發展和建設鼓與呼，為醫者的奉獻和仁愛寫與拍，與醫院里醫藥護技管等各類醫務工作者近距離接觸、無障礙溝通，可謂甘苦與共，榮辱同擔。在我筆下的文章中，在我鏡頭的圖片里，在我視頻的劇情里，在我策劃的活動里，在我主持的發布會里，一個個感人的故事、一個個鮮活的人物、一位位大愛的醫者、一項項喜人的業績，通過各種表現方式呈現在公眾面前。那些發表在各級各類媒體上的各式文章，那些首先因為事跡感人而后文章感人獲得的許多獎項，都詮釋著28 年前我做電視臺記者時制作的那期《山城奉獻者》的深刻的主題：醫學因人文而豐滿，醫學因人文而完美。
世界需要和平，人類需要溫暖。贈人玫瑰，手有余香;人文的光芒需要用愛、用情、用心來匯聚。只要人人都獻出一點愛，世界終將會變成美好的人間。
人文與醫學論文范文 第3篇
題目：醫學人文屬性與醫學生人文教育
醫學是人文與科學的結合，當下社會緊張的醫患關系凸顯部分醫者信奉工具理性主義，過度追逐科技和利益，忽視或缺失醫學人文精神。對此現象呼吁醫科院校重視醫學生的人文教育，搭建提供醫學生人文教育的平臺，培養整合醫學生人文教育的師資力量，設置醫學人文教育課程，并能將之制度化以保障其持久性。
工具理性 醫學人文 人文教育
1 工具理性對醫患關系的影響
隨著科學知識的爆炸式發展，人們越來越依賴技術進步帶來的現代化和多元化的便利生活，越來越信奉“科學”和“技術”，從而陷入“工具理性”并逐步被其所宰制。正如馬克思當年在批判技術異化現象時所說：“我們的一切發現和進步，似乎結果是使物質力量成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則化為愚鈍的物質力量”1。我國改革開放逐步與世界接軌，理性主義的浪潮同樣涌入我國，在醫療衛生市場化改革過程中，“科學”和“技術”使得醫生與患者面對面言語對話、肢體觸碰、情感交流越來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各式各樣的醫療器械橫檔于醫生與患者之間，醫生對患者的了解大都通過讀取儀器設備給出的圖標與數據，形成了“醫生-儀器設備-病人”有隔膜的醫患關系。正如弗洛姆在其所著的《占有還是生存》中所指出：“我們不再是技術的主人，而成了技術的奴隸。一度曾起過積極作用的技術向我們展現出另一副嘴臉，技術就像印度教里的迦梨女神，是毀滅性之神，不分男女老幼都將成為貢獻給她的犧牲品。一方面，人們對一個更加美好的未來仍抱有希望，然而，另一方面崇拜控制的人類卻對這樣的事實視而不見，即他們已經把毀滅的女神奉為自己的偶像”2。這種對技術的崇拜，疏遠了人與人之間的心靈關系，醫生不是在給人看病，而是在操縱機器，醫務工作者關心的不是人，而是設備的好壞，使醫學人文精神逐漸疏離。工具理性主義在患者身上也有體現，不少患者誤以為醫學技術的發展是極其先進的，現代科技是無所不能的，因而往往對治療效果預期偏高。然而現實是任何技術都有其有限性，醫學本身也不是萬能的。
“工具理性”的強勢必然伴隨“價值理性”的式微，人與人之間社會關系逐步被追逐利益所主導，人際情感逐步淡漠。改革開放使得醫療行業管理逐步走向市場，一方面使得醫療保健商品化，醫院利益和個人利益都被各種效益和指標所驅使，部分醫者行醫只為謀取個人私利，完全不考慮患者的利益，甚至以犧牲患者利益爭取個人利益。另一方面，患者尋醫問診有花錢消費之心理解讀，認為有投入就應有回報，多投入就應有多回報，高消費就應有好療效，用金錢來衡量人的價值本就是對生命的不尊重。再者我國醫療資源相對有限，患者往往候診時間長、看病時間短，這都加劇了醫患關系的不和諧。醫生和患者之間人與人的關系被金錢和利益主導，患者的利益受到損害，白衣天使的形象受到破壞，醫患之間缺乏基本的信任與理解，這都是“價值理性”缺失的具體表現。
2 醫學的人文屬性與人文要求
人是醫學產生的本源和研究的目的。任何醫學研究和醫學服務、醫療藥物和診治手段都是為人服務，效力于人的生命。人具有自然屬性、精神屬性和社會屬性，人的本質是各種社會關系的總和，這決定醫學研究人身體的物理變化和生理規律之外，還需要研究人的情感變化和心理規律，醫學研究具有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醫者在學醫和行醫過程中兼顧人的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才能做到盡可能揭示身體病變原因，緩解或消解病痛癥狀，維護患者最大利益。
美國醫生特魯多曾說：“醫療有時是治愈，經常是幫助，卻總是撫慰。”這句話訴白了醫者對患者的人文關懷是醫者的基本職業要求，在行醫過程中是要貫穿始終，而且在醫患溝通中起著重要的作用。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指出：“人類的美德不會屈服于痛苦、貧窮、危險和死亡，蔑視它們也無需做出最大的努力……同遭到人們的輕視相比，一切外來的傷害都是易于忍受的”3。也就是說，疾病對人的折磨實際上并不比人對人的輕視、漠視、忽視更嚴重。醫患之間的相互尊重和理解比什么都重要。缺少了平等的交流、熱心的關愛、細心的溝通、真誠的理解，醫患之間就只剩下相互的冷漠、對峙、懷疑和敵意。
醫學是人幫助人，人治療人，人關懷人的主體間性的互動行為。在醫生與患者進行溝通、交流與合作時，醫者是多年辛苦培育出的專業技術人才，患者沒有醫者的醫學專業知識和豐富臨床經驗，二者之間不可避免存在信息差，醫者在醫患關系中往往處于優勢地位并在醫患關系中具有主導作用，這凸顯醫者在醫患關系中的重要作用。重構醫患關系，按照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要求，就必須特別強調核心價值觀的個人層面的敬業、誠信、友善。醫務工作者要有敬業精神，醫患之間要誠信第一，友善為上。
醫者學醫和行醫是一輩子追求的事業，醫學生學醫時期有必要的人文教育熏陶才能在行醫時對患者有充分的人文關懷釋放。醫無德者，不堪為醫。如何樹立醫者的人本理念，培育其人文精神，對患者的人文關懷貫穿行醫始終，是醫科院校培養醫者專業技能的同時給予同等關注的問題。當下的醫學教育重視科學精神的發揚，而忽視人文精神的培育。加強醫者的人文教育，培養其人文精神，使得醫者懂得且能夠移情于患者，將患者看做有尊嚴的人，始終牢記醫者應有的品質和社會責任，無論身于何處都不能放棄愛心、責任心和進取心，只有這樣才能解決醫患糾紛，維護患者利益，維護“白衣天使”的尊嚴。
3 醫學生人文教育的途徑
醫學的本質是人文精神和科學精神的交融，培養醫學生掌握醫學知識和技能的同時，也要重視醫學生人文精神的培養和人文素質的提高。醫學生人文精神的培育，需要醫學院在師資隊伍、課程體系、課堂教學、臨床社會實踐等環節圍繞醫學生人文教育此主題展開建設和設計，形成合力共同提升醫學生的人文素養。
師資隊伍建設
一是培養師資力量。我國醫學生的人文教育和專業教育有著明確分工，醫學專業教師甚少涉及人文教育，而人文社科教師較少懂得醫學知識，這便需要對醫學院校教師進行互補培訓，醫科院校的人文學科老師授課內容盡可能與醫學知識有關聯，醫學專業老師也要注重其對學生人文精神的教育。要在醫學教育中加大人文教育的內容，比如人類文明史、生命價值、科學技術哲學、生命美學等內容，以適應時代的發展要求。
二是整合師資力量。搭建醫學專業和人文專業教師合作的平臺，提供互相學習互相交流的機會，同時還可聘請國內外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做帶頭人，整合有利資源建立醫學人文教育的師資隊伍。醫學人文教育不僅是醫學人文課堂的任務，更是醫學院校所有課程教育的責任，專業課程教師也應該有意識地培養學生的人文素養4。
課程體系建設
一是教材編寫。要有針對性的編寫契合醫學生的專業知識基礎和心理發展特點的醫學人文教育教材，對低年級的醫學生首先進行基本醫學史實介紹，再對其進行醫德醫規的宣講，隨著醫學生基礎知識的掌握和思維能力的提高，可以對其進行醫學倫理的思辨訓練，針對即將進入實習階段的醫學生要進行具體的實踐技巧的傳授，依此循序漸進，浸潤人文素質教育于醫學生的每一個階段。
二是實踐教學。當下醫學生的實踐教育多集中于基礎醫學知識理論的實驗課，對醫學生的人文教育鮮有實踐模式，然而高尚的醫學職業道德、嚴密的思維、科學的溝通方法、嚴肅的治學態度、自覺的守法行為等人文素養、能力，與嚴謹的技能操作一樣，也都來自實踐，都需要實際訓練，也都是在實踐中養成的5，所以要開展對醫學生的人文素質教育的實踐教育。
課堂教學模式
問題導向學習(PBL)比較適合醫學生的醫學人文課堂教育。醫學人文教育是融合了醫學知識和人文知識，研究在疾病面前個人和他人當如何應對的學問。在醫學人文教育課堂上通過案例講解，引出問題，帶領學生做各種思想實驗，引導學生了解社會，關切當下，面對、思考人的問題并試圖形成自己的價值判斷。 以問題為導向的學習模式要優于簡單的規則說教，更能激發醫學生的學習熱情，引發醫學生對生命的反思，對職業選擇的慎重和對自身職業能力的高標準要求。
臨床社會實踐
醫學人文教育的實踐活動應當含有課內實踐、課外實踐、醫院實踐與社會實踐。課內實踐比如組織“模擬法庭”“模擬診室”等活動，幫助醫學生將課本知識外化于具象。課外實踐比如參觀殯儀館，參觀遺體捐贈處，采訪本校先進模范代表等。醫院實踐要注重醫學校與醫院的無縫對接和有效溝通，確保醫學生的人文素養與專業能力一同提升。社會實踐則要整合社會資源，組織醫學生“義教義診”“養老院送溫暖”等活動為社會服務，同時對醫學生進行公民素質教育。這一系列實踐活動有助于醫學生知行的互學、進步與統一，有助于醫學生的人文素質培養。
醫學院校要切實履行立德樹人的職責，著力將醫學人文素質教育滲透到人才隊伍建設、課程體系建設、課堂教學、醫學臨床和社會實踐等各個環節，形成教育教學的合力，努力提高醫學人文素質教育教學的實際效果為立德樹人，培養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所需要的高素質、高層次醫學人才做出應有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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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與醫學論文范文 第4篇
題目：敘事醫學：醫學人文新思路
文化作為一種歷史地凝結而成的生存方式，滲透并影響人類社會的方方面面，在醫學教育和實踐中，醫學人文影響著人類健康和病患關系，而“敘事醫學”的出現和發展提供了醫學人文的新視角和新內涵。
“敘事醫學”是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內科醫生Rita Charon在2001年提出的，指的是一種醫療模式，強調具有“敘事能力(Narrative Competence)”的臨床醫生通過“吸收、解釋、回應患者的故事和困境”，提供充滿尊重、共情和生機的醫療照護1。敘事醫學作為醫學人文學科的新領域，有別于傳統的醫患交流模式，在獲取患者疾患故事、促使患者配合醫療過程和產生積極改變上有著積極的意義，有助于提升醫務工作者的人文素養和人文關懷能力，緩解當前緊張的醫患關系，推進醫學人文學科發展。
敘事醫學是應醫學歷史發展而生、重塑醫學人文精神的重要力量
敘事醫學呼應了新的醫學模式對醫療文化的重視
隨著醫學領域“技術至上”的理念風行一時，“醫學科學主義”一直是醫患關系中的主導，注重從基因、器官及各種數據分析疾病、治療疾病，導致當前醫務工作者忽視與病人交談的重要性，不太重視傾聽病人的表達和敘述。在大眾文化領域，病人對病痛體驗、入院治療及病痛、疾病原因的理解不被重視甚至被完全忽視。
隨著從生物醫學模式到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的轉變，促使人們關注到患者患病后身份認同感的缺失和社會角色的改變，也呼喚醫務工作者和全社會以一種超出生物醫學的、注重文化及心理分析的視角，來關注不同文化群體對于健康和疾病的認知，關心被邊緣化的患者，了解不同人群賦予其身體的象征符號及其內在涵義。敘事醫學通過解析疾病和痛苦，揭示出病人的疾患經歷、心理體驗、病痛的社會文化意義以及個人與社會的關系，為醫患關系、患者與周圍社會關系的理解提供有效思路和方法。
敘事醫學呼應了文化人類學關于文化因素影響病患的觀點
文化人類學研究關注疾病的文化因素和背景，醫學人類學家們致力于研究文化群體與健康相關的信念、知識和行為，認為在一些文化里，疾病不僅僅是身體病變的現象，它更具有超越生物性的符號意義，文化因素可能影響疾病發展、特殊癥狀以及不同治愈方法。他們深信，如果不理解文化中的行為、態度、價值觀和人們居住地所在更大范圍的社會政治環境的話，人們不可能完全理解疾病和死亡的原因，每種獨一無二的文化影響下，疾病的概念和治療方法也是獨一無二的2。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政治地位、經濟狀況、階級和種族差異、審美標準等文化因素都會對人們的健康狀況產生影響，特定文化背景影響人們應對疾病的理念和行為，影響個體利用資源來處理疾病的方式，影響著現代社會中的醫患關系。身兼精神病醫生和人類學家的E·富勒·托里認為，那些表現出對病人的同情心、非占有性的溫暖和真實的興趣等情緒的醫生都能獲得想要的結果，而病人的期望和感受也影響著治愈的程度，這與醫學敘事關照病人情緒書寫的理念不謀而合。
敘事醫學將重振中外醫學史上的敘事傳統
西方醫學的產生伴隨著醫學敘事的發展，古代醫學傳統中蘊含著豐富的醫學敘事因素。古希臘醫學里就充滿敘事藝術理念。古希臘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將語言、藥物和手術刀稱作醫學的三大法寶。他認為，醫學所涉及的三個方面——疾病、醫生和患者都有故事可講3。這種紀元前的醫學敘事傳統一直延續到19世紀上半葉。19世紀神經學家與精神學家卓越的敘述能力隨著醫學技術的發展逐漸失傳。20世紀末，在敘事醫學概念明確之前，西方人文醫學教育中就蘊含了豐富的敘事醫學因素，注重關注生物醫學規則的同時，還重視內容豐富的臨床病例，收集具體事例形成醫學語言，表達患者的痛苦與體驗。
在源遠流長的中國傳統文化中，疾病與醫學敘事是中國古代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古代道家、儒家思想政治中蘊含的養生思想和養生健體之道，都是用人們可以接受的敘事方法告訴人們如何實現健康長壽。中醫學的理念也強調整體觀，既包括人的自身整體性，也注重人與環境的相統一，注重關注人與文化環境的聯系。這與敘事醫學要求醫生與患者結合為一個整體，關切傾聽陪伴患者共同對抗疾病的理念如出一轍。
敘事醫學呼應了醫患互動模式的社會建構視角
醫學社會學領域的主流思想學派由功能主義、政治經濟學轉向社會建構論，對醫患關系的解讀也發生了變化。功能主義強調醫患互動的微觀屬性，認為醫療行業的醫權主導或權威是維持醫生和病人之間社會距離的有效方法，醫生應當適當地保持超脫和有所保留，以保證醫生的權威地位和病人的依從性;20世紀70年代，政治經濟學開始發展起來，抨擊醫學行業濫用權力，強調政治、經濟和歷史因素對健康、疾病和治療等問題的影響;20世紀80年代，社會建構論逐漸引起關注，認為醫學知識不是呈單純的遞進發展的，而是一系列依賴于不同社會歷史背景的關系構建，醫學知識是在不同歷史環境中產生并不斷協商的4。在這種思想轉向的影響下，自20世紀70年代起，部分病人在醫患關系中逐漸呈現出更加積極的表現，開始嘗試反抗被動的病人角色、挑戰醫學的權力。敘事醫學則在肯定生物因素影響病情的同時，強調社會制度、文化、個人感受對于疾病發生、發展的影響，以社會建構的視角來看待人類的疾病歷程。
敘事醫學深化了當前醫學實踐中醫患互動的文化內涵
敘事醫學的發展，蘊含著醫學實踐中關于醫患互動的新理念。
敘事醫學加強了醫患共同體的形成
戰勝疾病是醫生和患者的共同愿望，醫患雙方存在著認識上的巨大差異，醫生認為死亡是技術的失敗，疾病是需要醫學干預的生物學現象，從醫學研究的普遍性來看待分析病因;患者則對死亡充滿了無法逃脫的恐懼，傾向于在個人生活的整體框架下看待疾病和病因，雙方對疾病中充斥的羞恥、責備和恐懼等情感的認識也是不同的5。敘事醫學有助于彌合醫患雙方在死亡、疾病情景、病因以及情感上的差異，調動醫務人員、患者共同對抗疾病和疼痛的積極性，促進醫患相互理解，形成良好治療的醫患共同體，從源頭上消滅醫療糾紛的萌芽。
敘事醫學強化了對醫務人員的人文涵養
敘事醫學中的醫生敘事讓醫務人員自覺調整自身的知識結構，尊重患者的權利和生命的尊嚴，培養敏銳的洞察力。通過虛構的疾病文學作品閱讀和了解基本的敘事知識，喚起醫生的共情認知能力，引導醫生轉換視角，思考疾病和疾病帶來的痛苦。
醫務工作者在醫患溝通中閱讀醫者和患者的敘事，讀懂患者的生活歷程和內心世界，能夠更全面地了解患者的基本情況，向患者及家屬普及醫療健康知識，還能做好與患者的溝通，增強與病人的交流能力，提升共情能力、職業精神、親和力和對自我行為的反思，取得他們的信任、支持、配合和諒解。
敘事醫學有利于醫患雙方的心理疏導，共同實現健康
醫學實踐過程中，往往充滿了痛苦、孤立、不安、恐懼等情緒。敘事醫學致力于解構疾病發生發展的過程，提供更豐富的醫患溝通管道。通過敘事疏導深入研究醫務人員的心理需求，幫助醫務工作者保持積極情緒、合理宣泄消極情緒;患者側重于主觀敘事，在完整地表達疾病之余，抒發自己的感受和體驗，有利于緩和疼痛，重新建立被疾病摧毀的身份，舒緩對于疾病恐懼不安心理，樹立戰勝疾病的信心。
敘事醫學為科學診斷提供更豐富的信息
在敘事醫學模式中，醫務工作者認真傾聽閱讀患者的講述和書寫，改變傳統的醫學病史中醫生對患者人生經歷的淡漠，從患者敘述的人生經歷中掌握更豐富的生物醫學信息和文化訊息，探尋隱藏的有利于病情診斷的線索，更全面地完成問診任務，有利于提供可能性更豐富的治療選擇，提高臨床治療的效率。
當前國內敘事醫學發展面臨的困難
我國開展敘事醫學研究和實踐推廣有著現實的困難。
外部環境的問題
當前敘事醫學發展的外部支撐力量有待于加強：一是理論支撐相對匱乏。敘事醫學作為西方醫學人文教育的新領域，作為一項理論引入我國醫學教育中僅有十余年的時間，由于敘事醫學在我國研究關注的時間短，缺少相關的專著論述;二是行業內傳播接受范圍比較狹窄。主要受到部分醫學人文教育家的關注，臨床醫生和研究生導師對敘事觀念的認知程度較低;三是在臨床實踐中的踐行現實難度較大，醫務工作者面臨繁重的工作量和科研壓力，缺少醫學文學創作的支撐，敘事技能培養難度則更大;四是近年來醫患關系的轉變影響敘事醫學的推廣。從醫的社會環境影響了醫務人員信心以及接受和參與敘事醫學發展的主動性。
敘事醫學本身的特性增加操作難度
敘事醫學的方法很難被程序化。每個患者作為獨立、具有差異性的個人，每一個疾病故事的敘述個性化強，敘述模式千差萬別，演繹邏輯差異性大。另外，敘事醫學的關注重點在于患者的內心世界，可能會使醫護人員陷入忽視患者的物質基礎、難以回應現實生存問題的困境，這些都增加了敘事醫學在臨床應用中的難度，影響了敘事醫學理論研究中普遍規律的總結。
關于敘事醫學發展的思考
醫學人文研究學者探討循證醫學與敘事醫學整合的時機和方式
隨著敘事醫學因其強調人文關懷和參與者主觀能動性在醫學界得到日漸廣泛認可，愈來愈多的學者們將目光調整到循證醫學與敘事醫學的關系上來，不乏積極推動這兩種認識論為基礎的醫療模式的并行融合的呼聲。當下醫學界循證醫學的反思不充分，對敘事醫學的研究不完善，使得當前推動敘事醫學發展、整合系統整合循證醫學與敘事醫學遭遇了一些現實的困難。醫學人文研究者應該以敘事醫學的發展為契機，深刻反思研究臨床主體性、疾病特質性如何在循證醫學的發展中逐漸被弱化的，進一步探尋醫學人文教育中突破敘事醫學理念傳達的傳統模式，明確系統地提出敘事醫學教育目標，將基本的敘事概念運用到醫學教學中，并探討當前切實可行的敘事教育模式6。
醫學教育者在人文教育中引入敘事醫學思維與意識，實現敘事理論與醫學教育真正意義上的融合
臨床醫學教育者應該注重對醫學生敘事能力的培養。1.將醫學疾病敘事引入醫學課程設計，引導學生閱讀討論疾病敘事作品。通過閱讀醫學主題的文學作品、患者的病情和醫生病例記敘，加深對疾病、疼痛、衰老、心理健康、死亡等經歷和情感的理解，幫助醫學生提升對患者共情能力，更傾向于站在患者的角度考慮問題。并進一步提高醫學生和醫療從業者的敘事能力，更好地理解疾病、生命和患者。2.醫學教育者注重將向醫學生講述行醫經歷、分析病例等引入臨床教學，將從醫過程中的心理演變、職業認識蘊含其中，增強醫學生對疾病的認識，通過總結反思疾病治療經驗，更全面透徹理解自己的職業性質，疏導壓力，提升終身職業發展能力。3.鼓勵醫學生參與具有敘事風格的文化活動。組織學生在業余時間將學習醫學的經歷和臨床實習的故事加工成文化產品，以書寫、表演等方式，表達自己對醫學、對醫院、對患者的解讀，豐富敘事醫學學習的方式。
醫務工作者中要強化敘事思維，加強基于敘事醫學的閱讀和創作訓練，提升敘事能力
醫務工作者是臨床實踐的主體，也是醫學知識的傳承者。提升醫學敘事能力，不僅能與患者、家屬以及同事保持良好溝通，而且能高效地將自己的臨床經驗和體會以文字和語言的形式表達出來，成為醫學傳承的重要媒介，并能對所指導醫學生的敘事能力進行全面了解和正確評價。
要在臨床上提高醫務工作者的敘事醫學能力可以從敘事知識積累、文學敘事閱讀、疾病敘事寫作和敘事心理疏導等方面進行。1.醫務工作者要培養進行疾病敘事閱讀的習慣。通過廣泛的虛構或紀實醫學文學作品、醫生和病患敘事的閱讀，領會蘊含其中的文化因素，深化對疾病、生命和患者的理解，增強敘事意識。2.醫務工作者要在臨床實踐中注重以撰寫平行病歷等方式，敘寫醫學故事與感受的能力，記錄自己的經歷和思考;并注重在醫患溝通交流中引入敘事醫學思維與技巧，尊重患者和疾病的個體化需求，挖掘疾病背后的文化背景，注重醫患之間的深層雙向互動。
敘事醫學的引入和發展，克服以往醫患溝通研究把人從文化內容、社會歷史話語中抽離出來的弊端,拓寬了當前醫患溝通的路徑,使醫患溝通向日常生活交流靠近,與社會文化歷史結合,為醫學人文學科發展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和前景。
人文與醫學論文范文 第5篇
題目：空雨衣” 醫學人文與人文醫學
“空雨衣”是美國明尼波理斯市城市公園的一座銅質雕塑，遠看像一個卓然自立的人，近看則是一件徒有其形、沒有軀體的空雨衣。暗喻內涵模糊、概念飄忽的事物與學說。在許多人眼里，醫學人文似乎也是一件“空雨衣”，在這些人的心中，醫學人文只是一份理想的職業姿態，一種美好的情愫，既不具備學理建構，也無法成為行動邏輯，更談不上內化成為一種職業人格。醫學人文正遭逢“葉公好龍”的尷尬，產生這一疑問的直接原因是醫學人文學界對于自身的核心概念、核心理論、核心功能缺乏基本的建構與辨析。本文試圖對核心概念、核心理論、核心功能提出一些新的認知和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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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之辨
醫學人文,語意上存有兩個涵義，一是醫學中的人文內核，解釋醫學的人文性與人文化趨勢;二是醫學與人文，揭示醫學與人文學科的交集、互動關系。醫學中的人文屬性，首先是醫學歷史長河中積淀的人文精神，常常外化為一份價值感召、生存方式、職業情愫與情懷。一個以人性關懷為基本特征的執業姿態，是職業生涯中不斷追求的理想主義色彩濃厚的“烏托邦”境界，擬或是一場矯正技術主義偏失的人文化的醫學改良運動;旨在通過批評、反思來揭示、重建醫學與健康的完整性，調整好現代醫學語境中理性與良知、理性與經驗、人與疾病、人與技術、人與金錢、人與人的關系。醫學人文最常用的一個范疇還是推進醫學人文化的學科群，既包括文史哲、倫理、心理、人類學、藝術、宗教等人文學科，也涵蓋一些社會學科，如法學、社會學等。
近年來人文醫學的概念不斷見諸于專業論文與社會文本，甚至成為醫學院校中的學科建制，目的是張揚醫學人文的主體性、獨立性。它留給人們的印象是醫學的價值裂變業已完成，分化為技術醫學與人文(社會)醫學兩大陣營。不同于醫學研究方向與技術手段的裂變，可以清晰地劃分基礎醫學、臨床醫學、預防醫學、護理醫學、康復醫學、影像醫學，人文醫學伴生于技術醫學，無法與之割裂開來。所謂人文醫學本質上是人文化的技術醫學，它貫穿于技術之中的人文倡導;是一次精神的(價值)覺醒與哲學倫理站隊，許多醫學大師到晚年都表現出鮮明的人文醫學立場。人文與技術的關系如同皮與毛，技術是皮，人文是毛，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相反，毛之不繁，皮將失澤。另一種理解的維度是，人文醫學與技術醫學分屬于不同的層級。技術醫學是一階的學術(直接面對患者和疾病)，追求真相與真理，人文醫學是二階學術(反思與批判)，它不是解剖學、診斷學、治療學，它恰恰是對解剖的解剖，對診斷的診斷，對治療的治療，追求醫學的真諦，從而幫助醫學擺脫當代高技術的異化與現代性的危機。
理論之鏡
無論是醫學人文，還是人文醫學，都需要建構出獨立的學科理論基石、母題，發展出獨特的理論和學說譜系，完善出自己的研究范式。目前的尷尬是拘泥于學科群的定性與認知，醫學人文的理論關切每每將目光分屬于醫學哲學、醫學史、醫學倫理、醫學心理學、醫學人類學、衛生法學、醫學社會學、敘事醫學等特定的學科領域，使得醫學人文這一有著強烈理論醫學訴求的學科缺乏共同的理論聚焦，只能在二級學科層次談論醫學人文的理論譜系和方法選擇，這在某種意義上減損了醫學人文對于當代醫學的理論燭照。其實，醫學的人文性(本質)與人文化(趨勢)，不同于科學性與科學化，也不同于技術性與技術化，有著自身的歷史稟賦與現實追求，需要對其進行理論詮釋和思想建構。
醫學人文的基本使命是對當下醫學的價值做出基線式的叩問與廓清。回顧近50年來醫學人文的重大事件，從卡拉漢發起的“醫學目的”大討論(1994年)，芝加哥大學等10所院校對“醫學與人類價值”的系統開掘(1969年)，恩格爾的“新醫學模式”的倡導(1977年)，到佩里格里諾關于醫學學科二元屬性的認知(即醫學是科學中最人文的，人文中最科學的學科，醫學人文包涵醫學人文化與醫生人性化兩大使命)，很遺憾的是中國醫學界全然沒有掌握理論“發球權”，只是一味的跟風討論。所謂理論“發球權”本質上就是提問權(而非解題權)，當然不是一般的提問，而是針對醫學的全球性、全局性、戰略性問題進行提問。當下，有2個尚處于萌生期的重大問題擺在我們面前，希望中國學者率先熟思于先，凝練成為厚重的世紀命題，一是“全人醫學模式”，二是“醫學的現代性困境及其突圍”。
全人醫學(全人照顧、整合醫療)模式受醫學界全人教育理念的啟發，也源自安寧緩和醫療的臨床策略，逐漸地將醫學的思域由軀體干預、心理撫慰，提升到靈性照顧層面，身—心—靈的整合相較于“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有更豐富的內涵，也是被專門化、客體化、對象化趨勢分裂的4大醫學向度(生物的、理化的、社會的、人文的)彌合，實現全科協同(科間)、全程統籌(從健康到疾病，從初生到死亡，從治療到康復)、全隊介入(醫—護、心理師、社工、康復師)，全能應對(技術勝任力，兼備人文勝任力)。這些理念已經在臨床醫學人文層面發酵，希望理論界有所升華，產生新的世紀之問。
當代醫學處在3大轉型的交疊之中，一是社會快速轉型，不僅從封閉走向全面開放，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從農耕社會轉向工業社會，甚至后工業社會，引發社會各階層的激烈震蕩，部分社會訴求與矛盾轉向醫療與健康領域;二是疾病譜的變遷，醫學的轉型，從生物醫學模式轉向身心社、身心靈的醫學模式，無論醫學界還是社會大眾都表現出極大的不適應;三是新醫改帶來醫療保障覆蓋面的迅速擴大，支付方式與體系的巨大改變，而醫療體系的體制機制與治理模式還存在眾多遺留問題，亟待改革與完善。社會就醫心理與行為、醫患關系也隨之巨變，轉型期各種矛盾集中凸顯，中國醫學的現代性危機呈現“風急浪高”的特點，具體表現為“求醫不甘，死不瞑目”，醫生被“妖魔化”、醫學被“污名化”、醫患關系“惡質化”的深層危機一時難以緩和。為何醫學做得越多，抱怨越多?在低技術時代，患者對醫生、醫院的滿意度高，而如今的高技術、高消費時代，反而出現了較低滿意度?為何個別醫護人員占據了技術制高點，卻失守了道德制高點?為何在互聯網時代，社會對醫療保健知識了解越多卻誤解越深!這些困惑已經在深化醫改的進程中逐一暴露，但只是作為管理問題，或者體制機制問題予以分析，并提出相應的破解辦法，而沒有置于理論醫學的高度來透析，尋求社會文化心理的整體解決方案，也沒有在醫學的價值旨向上探究現代性危機。這亟待醫學人文學界給予有深度的理論開掘與理性建構，形成中國特色的醫改基礎理論，以及針對中國問題(面臨技術主義、消費主義的雙重糾結)的技術哲學反思。醫學技術哲學的危機感還不是一般意義的技術批判與反思，而是對新的技術創造物(手術機器人、克隆人)的倫理定位以及人—機，人類—人類創造物并存、并行境遇中人的主體性的維護。
功能拓展與根植臨床
醫學人文不是空穴來風，是情感和價值呼喚。醫學人文也不是空洞說教，是心靈的修補與修煉，是精神和信仰的建構，是理論底氣。當代醫學人文不是客廳里的閑聊，而是堅實土地上的耕耘，具有堅硬的5大使命。它們分別是人文醫學：致力于學術拓展，價值引領，承擔著理論醫學建構與論證的使命;人文醫療：旨在推動臨床醫學人文的建制化、操作化;人文醫管：倡導以人性化為特色的基礎管理與管理創新;人文醫教：全人醫學模式引領下的教學改革，如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中的醫學人文補課;人文醫改：超越金錢、技術，直抵人性，破解醫改深水區的難題。以下重點討論人文醫學與人文醫療的路徑。
人文醫學的理論拓展應歸屬于醫學論(Medicine Studies)，它發端于科學論(STS)。醫學不僅是科學與技術(有用、有理、有根)，是一門人學(有德、有情、有靈)，具有生物學屬性、理化屬性(拉美特利命題/人是機器，逆命題/機器是人，機械論的元勛)、社會屬性、萬物之靈的人文屬性等多個向度，西方的知識譜系中有“STM”的平行或并列理解。
首先是關于醫學學科屬性與向度的叩問。百年來諸多醫學思想家對此都有自己的獨立見解，譬如貝爾納直覺(實驗醫學路徑劍走偏鋒的軀體維度不會被醫學哲學所認同)，奧斯勒命題(醫學是不確定的科學與可能性的藝術)，薛定諤命題(生命現象可能用理化原理來充分解釋嗎?表達了新物理學的追尋，希望擺脫機械論，改變傳統物理學的格局來充分解釋生命，預示了原子物理學、生物物理學、生命物理學的邏輯進路)，穆森的挑戰(醫學不可能是一門科學)，舍勒的位序學說(從感官到算計、生命感、崇高感、神圣感，揭示與維護生命神圣與職業神圣)。
醫學目的反思與討論直擊醫學與死亡(衰老)的較量。古希臘神話中就有阿斯克勒皮俄斯與宙斯的博弈，宙斯指派阿斯克勒皮俄斯去救死扶傷，卻又不允許其起死回生(當阿斯克勒皮俄斯能夠起死回生時卻被宙斯用雷劈死了)，開啟了全新的醫學范疇與張力的思辨：征服與敬畏，苦難的拯救，靈魂的救渡，醫學的理想與理想的醫學：好醫學、好醫生標準的建構，理性與經驗，預防與治療，干預與順應，消殺與共生，觀察與體驗，治療與照顧，實驗室路徑與博物學路徑，循證與敘事，理性與良知。尋找新的融涵性：知識不是信仰，生命無比神圣，技術不是藝術，真理不是真諦，正確不一定正當，工具不是目的，科學不是絕對，規范不是刻板。
醫學的現代性危機與突圍，挖掘醫學做得越多，抱怨越多，了解越多，誤解越深的價值悖反，反思占據技術制高點，失守道德制高點，得到了真相，失去了真誠，得到了真理，失去了真諦的價值失序，以及低技術—高滿意度，高技術—低滿意度的價值錯位。
臨床醫學人文作為一項職業素養著力培育人文關懷能力，其本質是人性甘泉的灌注，是服務者目光、語言、肢體(體溫)、知識、情感、意志、心靈的投入，常常表述為關注、關切、關心、關情、關懷。其特征是發自心靈深處的真牽掛(不嬌揉，不做作)、普適性(無差別)、難測評(不易量化，評估，定價的模糊與泛化)、無止境，包涵著理想主義的“烏托邦”(無痛、無疾、無死、無哀)希冀。價值基線是慈悲為懷、寬厚為懷、無條件、無歧視。其精神底蘊是仁愛，博愛天性，對弱者的悲憫，利他主義的道德境界，同病相憐的體驗映照。其難點是關懷的具象化、細節化、強度、可感受性。
臨床醫學人文訓練不僅增進人文勝任力，還旨在刷新醫學人文的觀念，重新標定臨床醫學的價值基線，一是重新審視醫學的目的與張力，譬如真理與情理，知識與信仰，知識增長與精神發育，科學與人學，技術與人性。二是認同語言的撫慰、故事的啟迪、觀念的隱喻跟手術刀、藥片一樣重要，有時比它們更重要。三是確認照顧比治療重要，陪伴比救助重要。治療、救助的窗口小又窄，照顧、陪伴的窗口大又寬，醫學無法包治百病,但可以通過照顧、陪伴關愛百人，情暖百家，安頓百魂。四是認識身—心—靈、知—情—意、救助—拯救—救贖(救渡)的遞進關系，樹立更高的救治目標。五是明白醫學人文關懷不僅只是憐愛。僅有愛是不夠的，要幫助病患確立新的生死觀、疾苦觀、醫療觀。
總之，隨著醫學人文逐步走進理論殿堂和臨床現場，“空雨衣”的疑竇便不攻自破了。
人文與醫學論文范文 第6篇
題目：我心中的人文醫學
編者按：人文醫學內涵豐富，外延廣闊，每個人對其理解都不盡相同。近日，健康報社、中國醫師協會人文醫學專業委員會聯合主辦了“我心中的人文醫學”有獎征文活動，廣大醫務人員根據自己的工作實際，分享了對人文醫學的感悟，使“關心病，更關心病人”等人文理念真正落到實處，共同促使醫學回歸人文。
醫學是一門最具人文精神的科學，5000多年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醫學人文更是詮釋得淋漓盡致，孕育了以尊重生命、患者至上，仁心仁術、平等有愛，精準審慎、真誠守信，清心寡欲、功德造福等為核心內容的醫界人文精神。今天醫療衛生事業改革發展進入了“快車道”，尤其是有形的項目事業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相較而言，人文醫學如何融入和適應現代醫療服務顯得有些滯后，改進的要求尤為迫切。筆者作為“醫情”研究的一分子，提出幾點“淺見”。
眼中有“人”
“以人為本”是醫學人文精神的“魂”。一個好的醫生，需要掌握自然科學知識，歷煉診治技能，還需要了解人文科學知識，修煉人文素養。這就是要以病人為中心，不分童叟幼老和貧富貴賤，平等相待一視同仁。要用反映“人”的心靈真實的眼睛去接納他們，即使做不到親戚朋友的份，弟兄姐妹的情，父母子女的愛，至少要把病人當作一個與己無別的“人”，無論是診治室的接觸還是在院中病房的相遇，那怕是點個頭示個意，面含微笑坐幾分鐘聊一聊，解疑釋惑安慰問候幾句，都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儀態端莊得體，言辭文明和氣，熱情耐心溝通，既可以促使病人放松緊張的情緒，拉近雙方的心理距離，又利于贏得信任。
心靜如“禪”
為醫心地必純凈善良，安神定志，這是人文醫學精神的要義。古往今來，人們把醫學人文喻為“仁術”，“不為良醫，難做良相”等諸多至理名言就是要求從醫者胸懷大慈惻隱之心，普救含疾眾生。今天，經濟價值和既得利益的相互作用，個人生活物質所需與人性本能交織，“善心”與“惡性”常常會激烈交鋒，雖然絕大多數“善”的一面會占主導，但“惡”的一方時有“喧囂”，相當一部分人包括一些醫者由于心不靜，意錯亂，思想上產生了迷茫，個別的甚至超越了“底線”被“惡”拉下了水。而醫學人文恰恰與此格格不入，要么不做醫，既然為醫就要以慈善為本，以仁義為魂。當面對病人渴求健康的目光，當傾聽他們生命相托的希望，想想如果自己患病，或自己的父母妻兒有疾的感受，想想千千萬萬痛百姓之疾的蒼生大醫，己所不欲，心靜如禪當永遠為“醫要”。
心中的五彩經幡：我心中的五彩經幡，就是在雪山湖泊旁，堅韌又溫暖地迎風舞動!
品潔似“玉”
良好的人品醫德是人文醫學精神的“根”。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醫生要始終堅定職業意志力，自覺不斷地對內心進行凈化，做好工作信念的有機調適，以職業人文精神力量支撐執業行為，在心中永守職業光榮和崗位神圣。要經得起金錢物質的誘惑、世俗的煩擾、工作中的委屈、生活中的寂寞，賺而有道、見利思義、心平氣靜、無怨無悔。要銘記醫學職業是特殊的職業，當你很好地盡到義務時，從情理上講應該得到肯定和贊譽，從法理上評判是完全應該的，這種義務無私、無價、無條件。當你收治了一個病人后即形成服務與被服務的關系，開出的治療方案既是對病人負責，又是對自己負責，也是對相關藥商的負責，而不能當成對對方的恩賜與施舍，覺得收受個“紅包”是“周瑜打黃蓋”，吃點“回扣”是商家應給的補償，用這個“偽命題”找理由開脫解釋不當，毫無疑問破壞了社會發展良序，超越了法律法規底線，背離了人文醫學的本質，每個醫者當永遠警醒銘記。
技高貴“金”
學研不止是人文醫學的基本要求。醫學科學是一門深奧的學科，人們對人體病源的認識，醫者對疾病的診療結果需要不斷探研求證，誰也不能保證百分之百完美，特別是人體奧秘還有數不盡的“處女地”待開發，“突發病”“未來病”“未知病”等不可預見的患疾相當多。作為從醫者無論文憑學歷多耀眼、學術地位多顯赫、醫術技能多高明，都存在知識的“盲區”。學無止境，藝無盡頭，尤其處在當今知識大爆炸的時代，吃“老本”就會失去地位，不學習就可能落后，不鉆研就會被淘汰。醫技的不斷提升，需要學習、學習、再學習，這種學習不是形式上的，不是“蜻蜓點水”式的，也不是“打魚曬網”式的，須坐得住、沉得下、靜得了，用心用腦，持之以恒，真與知識結緣，真與勤奮為友。當好“專家”，還要“博學”，“通博”與“專精”有機融合，學習與應用有機結合，真正將書本理論知識轉化為實踐能力。掌握了精良的醫療技能就具備了做醫的本錢，比金子還寶貴。
人文醫學上學府課堂，進醫學學術，入臨床實踐，融醫療服務，已成為業界的高度共識，但目前還做得很不夠。就當前的醫患關系狀況來分析，不盡和諧的原因雖然有很多，但沒有很好的將人文醫學應用到醫療衛生服務的方方面面，應該說是主因之一，正確的態度是認真審視，深刻反思，著力解決。要多措并舉，借助深化改革的動力，通過完善機制體制，加強制度管理，利用行業先進文化宣傳引領，堅持依法依規診察施治，抓好醫療安全保護，鼓勵科研創新，保證人文醫學在醫療衛生事業改革發展和服務中生根開花結果，提供強大的推動力。
人文與醫學論文范文 第7篇
題目：醫學人文的回歸任重道遠
南京鼓樓醫院原院長丁義濤曾講過一個案例：他的一個優秀博士生曾接診一位外地轉來住院的腫瘤病人，需行腫瘤切除術，手術難度很大，其他醫院做不了。這位博士生相當重視這個病人的診療，他做了一個近乎完美的手術方案，手術也非常成功，可是手術后第三天，這個病人跳樓自殺了。原因是手術前后這個患者很想與醫生面對面進行溝通與交流，但醫生由于工作忙，沒有時間見面，患者非常焦慮、恐懼，以至走向極端。這雖然是個案，但卻有普遍性。因為我們現在許多醫生關注的重點是技術，是疾病，除此之外的東西(如患者的情緒、情感、人格、尊嚴等)則不大關注。甚至許多人認為：醫學=技術。
上個世紀70年代，德國醫學家、社會學家恩格爾提出了一個新的醫學模式，即“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在過去近40年，這一新的醫學模式雖然得到了廣泛的認同和響應，但卻沒有成為人們的一種自覺意識和行動。由生物醫學衍生的各種理念的影響根深蒂固，要消除甚至淡化它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在如何理解醫學上，生物醫學的觀點認為，醫學是自然科學，甚至是一門技術，所以，學醫就是學技術，技術好就是好醫生。實際上，醫學遠不是一門自然科學，更不是一門技術，而是兼具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等的復合體，醫學的研究對象是“人”，而不只是人的軀體。人是有靈魂、有情感、有思想的一種動物，人與其他一般的動物不同，他實際是一種社會動物。
影響人們健康的因素也不是單一的，既有生理的，也有心理的，還有社會的。治療人們的疾病不僅需要生理手段，即技術手段，也需要心理手段，如心理撫慰、情感疏理等，還需要有社會手段，如政府政策干預等。
在醫療觀念上，生物醫學的觀點認為，醫療過程就是一個技術操作過程，這與工廠的流水線作業沒有什么區別。但實際上，醫療過程絕不單純是醫護人員的技術操作過程，而同時是一個醫患合作、醫患溝通、醫患共情的過程。對醫護人員來說，這一過程體現的也不只是他們的技術水平，正如郎景和教授所說：“行醫是個過程，醫生的一招一式體現的是技術，但更是內在品格。”
在對患者的理解上，生物醫學的觀點認為，人是個生物體，這個生物體生了病需要治療，所以需要醫生，就如同機器壞了需要修理就需要修理工人一樣。所以在這里，人只是疾病的載體。
我國古代哲學家荀子曾經說過：“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對這么一個世界上最寶貴、最有靈性的生命，我們必須要有敬畏之心，不能只用技術的觀點去看待。遺憾的是，在我們許多醫生眼里，只有技術，沒有人文，沒有敬畏。醫學本來是非常具有溫度的科學，在這里卻變得非常冰冷。這樣的結果，往往是醫患關系緊張，醫患沖突不斷。這是醫學的悲哀!
生物醫學經過近500年的發展取得了輝煌的成就，過去許多不能診治的疾病現在可以診治了，尤其是生殖醫學、器官移植醫學等技術的不斷發展，完全顛覆了人們傳統的醫學觀。人類壽命的不斷延長可以認為是醫學發展最顯著的成就。
醫學成就如此輝煌，而創造這些輝煌的醫務工作者的境況卻如此悲慘，這難道不值得我們深思嗎?
當然，當前醫患關系緊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醫療技術局限性問題，有醫療體制問題，也有社會問題。但這些問題的存在并不妨礙我們對醫學本質的探討，并不能成為我們醫學人文缺失的理由!
叩問醫學的本質
醫學是關于生命的科學。但它不是純粹的科學，科學關注量變，強調定量;醫學關注質變，強調定性。在科學上，1+1=2是永恒不變的真理，但醫學是模糊的、混沌的、不確定的科學，不能用“1+1=2”這一公式來分析和判斷。
關于醫學與科學的聯系與區別，有一個案例很值得回味。改革開放初期，曾有一位美國教授來中國講學：
仔細觀察
問：請從醫學的角度回答，人是由什么組成的?
答：是由細胞組成的。
問：請從醫學的角度回答，狗是由什么組成的?
教室里一片肅靜。
片刻后，一些膽大的學生回答：狗也是由細胞組成的。
醫學需要愛，而且醫學本身就是愛的產物。敘事醫學的創立者麗塔·卡倫說：“醫學是一種回應他人痛苦的努力。回應他人痛苦的努力實質上就是一種愛的表現。”卡斯蒂廖尼在其《醫學史》中說：“醫學是隨著人類痛苦的最初表達和減輕痛苦的最初愿望而誕生的。”郎景和教授說：“醫學是人類善良與友愛的一種情感表達。”2000多年前，古希臘醫學家希波克位底曾說：“了解一個什么樣的人得了病，比了解一個人得了什么病更重要。”這些醫學大家的思想無不閃耀著人文的光芒。
什么是醫療? 郎景和教授說，醫療起源人的同情心。在古代，如果有人在狩獵中受傷，未受傷的人就會攙扶他，幫他扎好傷口;如果出血了，就會幫他止血;如果傷口化膿了，他們會用石頭燒紅去壓迫，去消毒。這些實際上就是一種最原始的醫療活動。什么是醫院?中世紀的時候，基督教派的社會有很多流浪的、無人管的乞丐和窮人。因此，他們設了一些場所讓他們緩解苦難，這些場所最后慢慢成了醫院。因此，愛是產生醫學、醫療和醫院的基礎，因為愛才有了醫學、醫療和醫院。
我們今天講要不忘初心，醫學更應不忘初心。什么是醫學的初心?簡單地說，醫學的初心就是愛心。
21世紀是一個全新的時代，這個時代對于醫學來說，技術會越來越發達，但它對人文的要求也會越來越高。有人早就預言，21世紀一定是個醫學回歸人性的世紀，必將產生新的醫學模式。
新的醫學模式一個重要特點就是要貫穿人文精神，醫者在行醫過程中要向患者傳遞情感和溫度;患者在就醫過程中要能體會和感受到醫者給予的關心和溫暖。醫患之間要通過治病這一過程建立起互信互敬的和諧關系。
醫學和醫生的職責與使命不只是治病，特魯多的墓志銘是三句話，有三層含義：“有時去治愈，常常去幫助，總是去安慰。”這幾句話其實道出了醫學的本質和真諦。
醫學人文教育培訓的探索
醫學的本質是人學，醫學產生的基礎是愛心。生物醫學經過幾百年的發展，其技術與成就可謂輝煌。許多事物經常會出現如下現象：由于發展太快，走得太遠，往往不知道為什么出發，即忘記了初衷和目標。醫學的發展也是如此!
細致分析，其原因大致有：生物醫學根深蒂固的影響，醫學教育內容的缺陷，現行醫療體制的制約，等等。要解決這一問題需要多方努力，重點是醫學教育問題，我們應從這方面入手。
從大學教育看，目前我國醫學院校人文課程太少，人文教師隊伍力量不強，醫學生對人文課程不太重視。這些情況的存在嚴重影響醫學生人文素養的提高。
從處于一線的醫護隊伍看，我國現有的醫護人員在醫學人文方面本身就存在先天不足，走上工作崗位后，各醫療單位不是很重視這方面的教育培訓，加上臨床一線工作忙，壓力大，醫務人員醫學人文這塊短板就難補上。
近幾年，我院在這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我們的具體做法：一是通過自愿報名、層層篩選，建立了一支既熱愛醫學人文教育培訓，又具有這方面特長的內訓師隊伍。二是科學設置培訓內容，包括醫學人文精神、醫生職業精神、醫患溝通、服務禮儀以及院史等。三是以醫務人員為主體，采取分期辦班的形式進行培訓，每期安排3-4堂課。四是實行多種形式相結合的教育培訓方式，即既有老師課堂授課，又有學員課堂討論，還有人文沙龍等。
通過幾年的努力，我們也取得了一些實實在在的成效。主要表現在：
一是提高了醫務人員對醫學的認識。通過培訓，許多醫務人員樹立了醫學不是純科學，更不是純技術，而是科學與人文的復合體的理念。
二是提高了醫務人員對臨床工作的認識。通過培訓，大家意識到，臨床醫療工作不是純粹的醫療操作過程，而是醫患共情、醫患合作、醫患溝通的過程。
三是提高了醫務人員對患者的認識。通過培訓，大家都認識到，患者不只是疾病的載體，而是有思想、有靈魂、有情感、有尊嚴、有人格的活生生的人。
四是提高了醫務人員對醫患溝通重要性的認識。意識到醫患溝通不僅是診療工作的需要，也是對患者權利的尊重。
當然，我們的探索和努力還不夠，還存在許多問題，例如：如何對培訓的效果進行考核，我們還沒有找到理想且可行的辦法;如何克服培訓與臨床業務工作的矛盾，我們也還面臨一些困惑，等等。但無論困難再大，我們將會繼續堅定地走下去，因為，醫學人文的回歸既是時代的呼喚，更是醫學發展的需要。
人文與醫學論文范文 第8篇
題目：醫學人文與共情
醫學人文素質在醫學實踐中的落腳點就是共情能力。借助敘事醫學與平行病歷的理論和方法，北大醫學部開展共情教學實驗，利用醫學人文的理論指導醫學生醫學人文素質的培養。
醫學人文 共情 同情 平行病歷
引言
醫學人文之于醫學的重要性現已無需贅述，醫學教育者和臨床工作者更關心的是如何踐行“醫學人文”。但“醫學人文”這一概念本身具有多重涵義：其一是“醫學人文精神”，是指對人的終極關懷和對生命的敬畏;二是“醫學人文關懷”，意指生物醫學研究和臨床實踐中的善行;三是“醫學人文學”，即從各自視角探究醫學本質的人文社會學科的學科群;四是“醫學人文素質”，是踐行善行的能力1。善行在生物醫學研究中體現為嚴格遵守倫理原則和法律規范，在臨床實踐中則體現為良好的醫患關系，體現在患者對就醫過程的滿意。可以認為，醫學人文在醫學實踐中的落腳點就是培養醫學人文素質，從而使得醫務工作者滿懷對生命的敬畏和對人的關懷并有能力去實踐善行，完成從知到行的飛躍，而醫學人文學就是這一飛躍的翅膀。但醫學人文學本身又是一個繁復龐雜的學科群，培養醫學人文素質的切入點在哪里呢?筆者認為要從培養共情能力入手。美國醫學院協會(Association of American Medical Colleges)把共情能力(Empathy，也譯為“同理心”)的培養作為醫學教育的目標之一2。研究顯示，醫生的共情能力可以大幅提高患者滿意度、增加患者的用藥和治療依從性、提高臨床效果、增進醫生的職業滿足感3-5，在就醫過程中節約時間和費用6;共情能力高的醫學生，其學業表現和臨床勝任力也好7;同時，自感就醫過程中沒有得到醫生足夠的關心和共情的患者更有可能進行醫療訴訟8;共情甚至被認為是當代醫療衛生工作者必需的一種美德，是一種道德要求9。
“共情”(德文為Einfühlung)一詞最早由德國心理學家西奧多?利普斯(Theodor Lipps)于1907年提出，他認為在人際關系中，一個觀察者會想象性地感知并經歷被觀察者的生理應激反應10。繼心理學之后，哲學、倫理學、社會學、社會人類學、神經科學、美學、媒體研究、護理學、社會工作等等學科也加入了共情研究的行列;但是，關于共情的定義多種多樣，至今尚未有被廣泛接受的、唯一權威的定義。美國社會心理學家Daniel Batson把文獻中對共情的定義總結為以下8種：知曉另一人的內心狀態;以相應姿態回應另一人的姿態;感知他人之所感;把自己投射到他人的境遇中;想象另一人是如何思考和感覺的;想象處在他人的視角該如何看待問題;看到他人的痛苦感到沮喪;同情正在經受痛苦的人11。從這些定義中，我們可以看出，共情其實包含有想象和理解他人視角的認知能力，以及感受他人所感并顯現同情的情感能力兩個方面。
共情與同情
談到醫療衛生實踐中的共情，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同情(Sympathy)。雖然二者有相似之處，但在病人照護方面，人們還是傾向于把二者區分開來，認為共情是“理解病人內心的經歷和視角、以及表達這種理解的認知能力”12;同情是“進入他人情感的行為和能力”，而共情是“不必進入他人情感而理解他人的能力”3。醫務工作者擔心，對每個病人都投入情感會導致情感疲勞，有礙客觀判斷，也有悖于專業精神;而共情則是一種認知能力，是對病人的理解，故而不會有這種危險13。此外，共情是站在患者的角度來想象患者處境并理解患者視角，與患者站在相同的高度;而同情往往是站在高于被同情者的角度，可憐那個處于不幸中的人，是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態，不利于醫患權力的平衡。因考慮到同情可能會帶來負面影響，醫務工作者強調要與患者保持客觀的距離14，或嚴格區分共情與同情，強調同情并不是好的健康照護中的必要因素15。但是有研究表明，共情和同情并不能獨立于彼此，二者的相關系數為0.4512;也有學者認為，某種形式的同情，即所謂“職業性關心”(Professional concern)是好的健康照護中的必要因素13。
上面提到，美國醫學院協會把共情能力的培養作為醫學教育的目標之一，這也就回答了“共情是否可教”的問題16，至少說明共情能力是可以培養的，而培養共情能力的理論依據和方法仍然離不開醫學人文學。北京大學醫學部選擇了敘事醫學為理論、電影以及敘事醫學中的平行病歷(Parallel chart)書寫為手段來培養醫學生的共情能力。敘事醫學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內外科醫學院麗塔?卡倫創造的醫學人文新形式，是由具有“敘事能力”的醫務工作者實踐的醫學，而敘事能力是“認識、吸收、解釋并被疾病的故事所感動的能力”。敘事醫學的三個要素是關注、再現和歸屬，即清空自我，專心傾聽患者，理解患者的觀點和立場，這是共情的第一步;醫務工作者必須再現他所看到和聽到的，沒有再現就沒有感知，關注就不可能實現，而再現的手段是書寫;通過關注患者、書寫患者的故事并在此過程中得以感受患者所感、理解患者視角;關注和再現螺旋上升為醫患之間的歸屬關系，體現為更準確的診斷、更有效的醫療和患者對就醫過程的滿意。醫務工作者得以審視自己這一過程中的行為、思想，理解患者，從而與他們產生共情。
“平行病歷”相對于高度格式化和標準化的醫院病歷，就是“用平實的語言書寫你的病人”。對于平行病歷，卡倫只告訴學生如下內容：每天你們都要在臨床病歷上書寫關于每一位患者的病情，你們自己清楚地知道要寫的內容以及格式……如果你的患者因前列腺癌即將離世，也許這會讓你想起自己的爺爺，他在去年夏天死于同一種疾病。所以，每當你走進這位患者的病房，你就會觸景生情而落淚，你不能將其寫入臨床病歷中，因為這不符合規定。但是我會讓你把它寫下來，寫在其他地方，那就是寫到平行病歷上面17。
敘事醫學的理論從另一個側面論證了共情的重要性;寫作也被證明有助于理解事件的意義，對健康、人的生物學活動、情感、行為都有積極的影響18, 因此敘事醫學為我們提供了共情能力培養的有效工具。
北京大學醫學部的共情教學實驗
北京大學醫學部于2013—2014學年度對50名選修“西方文化與影視欣賞”的一年級臨床專業研究生進行了為期12周的共情能力培養干預型教學。教學過程的第一部分是學生自行觀看3個影片《聞香識女人》(Scent of A Woman)《劍俠風流》(First Knight)和《皇家俱樂部》(The Emperor’s Club)，課上教師指導學生對影片進行討論，此后學生以小組為單位口頭報告對影片的理解，3個影片的主題分別是共情、愛和正直。教學過程的第二部分是教師與學生共同研讀討論關于共情和同情的文章，以便學生了解共情和同情的區別與聯系，消除學生對共情的抗拒，認識共情的益處。為了使學生可以更好地理解電影《聞香識女人》中盲人弗蘭克的行為思想，教師還組織學生進行角色扮演，兩兩一組輪流扮演盲人，由同伴攙扶上下樓梯。通過這一“共情游戲”，學生驚奇地發現，當自己眼睛看不見的時候，更愿意自己抓住同伴的手，而不是讓同伴抓住自己的手，因為主動權在自己手里感到心安。教學過程的第三部分是教師簡單講解敘事醫學理論，讓學生了解平行病歷，翻譯哥倫比亞大學醫學生的平行病歷，自己寫作兩個平行病歷，與小組同學分享自己所寫的平行病歷，并由教師點評。在分享過程當中，我們特別注意要求學生朗讀自己的平行病歷，小組成員傾聽，而不是閱讀復印的平行病歷，因為敘事醫學實踐表明，能夠傾聽同事的人更愿意傾聽患者。
在干預型教學開始之前以及結束之后，我們都用杰斐遜醫生共情量表(Jefferson Scale for Physician Empathy, 以下簡稱JSPE)讓學生自測了共情水平，有效前測和后測問卷分別是90%(45/50人)和80%(40/50人)，年齡中位數分別為24.80和25.13。學生均簽署了知情同意書，愿意參加此次研究，并同意將自己所寫平行病歷公開或發表。JSPE共包含20個選項，采用李克特7級量表，其中10個為正向評分(如“我試著像病人那樣去思考，以便為他們提供更好的照護”)，另10個為反向評分(如“因為人都是不同的，所以我幾乎不可能從病人視角思考”)，滿分為140分。
我們采用T檢驗(SPSS19.0)對前測和后測數據進行了顯著性差異分析。干預前和干預后JSPE的全樣本(不分性別)結果表明，干預后較干預前，共情值差異雖不顯著(P>0.05)，但共情值的總分均值有小幅提升(111.14 vs 113.90)，且其標準差有所下降(17.61 vs 11.13);女生后測JSPE的總分均值有所上升(110.12 vs 115.54)，其標準差也有所下降(18.97 vs 12.05)，但男生后測JSPE的總分均值稍有下降(113.70 vs 110.86)，其標準差也略有下降(14.21 vs 9.23 )。
雖然前測和后測學生的共情值并沒有顯著性差異，男生甚至還出現了小幅下降，但是全樣本的均值及最低值都有所提升。此外，我們對實驗對象并沒有制定什么納入排除標準，選修這門課程的學生全部進入本研究，這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本研究的結果。但是我們仍然認為我們的共情干預教學是有效的，因為眾多研究已經顯示，醫學生和住院醫師在成長的過程中，其共情能力是下降的19，但是這些學生的共情水平經過12周的干預總體上得以提升;如果類似的干預可以持續，它至少可以成為一支對抗共情能力下降的力量。此外，男生共情能力的小幅下降促使我們反思區分共情和同情的做法——或者“某種形式的同情，即職業性關心”13也應該是我們關注的?
結語
醫學人文從理論到實踐的過程就是利用醫學人文的理論指導醫學人文素質的培養過程。大量的研究表明，醫學人文素質在醫學實踐中的落腳點就是共情能力。借助敘事醫學的理論和方法，北大醫學部進行了培養醫學生共情能力的干預型教學，雖然作為一個研究我們沒有得到漂亮的數據，但是教學過程圍繞共情展開，學生受益匪淺。醫學生們對平行病歷顯示出超出我們想象的熱情，他們歡迎這些可以探討工作中“非醫學”內容的機會，這也提醒醫學教育者，在醫學生的成長過程中，他們也需要教師和高年資的醫生與他們共情，如果他們的困惑和痛苦有人理解，他們才可以更好地理解病人。
1.張大慶.醫學人文導論[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3：2.
人文與醫學論文范文 第9篇
題目：醫學人文與醫院文化
20世紀隨著醫學的發展，科學技術也廣泛運用于我們醫療衛生服務當中，能夠被治療和治愈的疾病越來越多，期望壽命也越來越長。但同時患者和老百姓對于現代醫學也有很多批評，這樣矛盾的現象，我們應該怎么看?
如何評價當代醫學
著名小說家狄更斯在《雙城記》的開篇里面講：“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這是他在1859年寫的，當時是英國最好的時代，是“日不落”帝國走向輝煌的時代。那個時候中國開始走下坡路，而英國已經完成了工業革命。“雙城”講的是倫敦和巴黎兩個城市，代表的是資本主義走向輝煌的典范。即便在那個時候，狄更斯依然看到了在輝煌之下的陰影，社會經濟繁榮，但也面臨著很多問題。狄更斯的這句話也可以用來闡釋我們當下的時代特征，中國的醫學、中國的社會文化在走向輝煌的時候，同樣也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在任何一個時代都是如此。中國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文明大國，面對矛盾，面對困難，面對詰難，面對當下醫學的問題，我們也應該能夠坦然面對，披荊斬棘，奮勇向前。
當代醫學的悖論
作為一個文學家，狄更斯的觀點是他的一種睿智，是他對于事物本質的把握。但對于醫學家或者醫生來說，僅僅是抽象的概括，大家肯定不太認同，因為人們認為醫學是科學，是要講證據的。下面的一些證據可以說明為什么醫學在取得了重大成就的同時，也面臨著嚴峻挑戰。
第一，期望壽命延長，死亡率降低，這是衡量醫療衛生服務成就的一個最基本的指標。但是當我們獲得一個更長的期望壽命，死亡率降低的時候，也要付出巨大的代價，這個代價就是病痛和傷殘的增加。我們理想狀態是健康長壽，但實際上人口壽命的增加并不意味著人口健康狀況也隨之改善。相反，我們可以看到更多的證據是當人們越長壽時，人們面對的疾病是越來越多，人們的健康問題也越來越多，人們要付出更多的代價。現在有科學家希望通過基因編輯來使得人能夠活到120歲，活到150歲。可是大家是否想過，當活到120歲和活到150歲的時候，人們將會面對什么樣的疾病問題?
第二，當人類越健康的時候，人們越擔憂自己的健康。100年前，人們對健康并不太關注，民間有“不干不凈，吃了沒病”的俗語，而現在健康成為老百姓最關注的問題之一。人們擔憂呼吸的空氣是不是新鮮?擔憂飲水是不是潔凈?擔憂食品是不是安全?甚至擔憂我們自己的基因是不是存在著各類患病的風險。例如，現在健康體檢時，就會有商業機構推行個體全基因檢測。可是，如果檢測后，發現存在某種疾病風險基因，那么被檢測者將如何面對這個問題?若得知結果后處于一種焦慮心態，反而陷入一種不健康的境地，即以一種不健康的方式來追求健康。
第三，當人們歡呼醫學科學不斷突破，診療技術日臻完善的同時，耐藥性問題和藥物副作用的問題日漸突出，不可忽視。
第四，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物理環境的變化，一些疾病與這些變化是一種結構性的聯系。例如城市化、工業化所造成的大氣污染，致敏源增加，由此引發哮喘發病率的顯著升高。社會經濟發展改變了人們的行為和生活方式，于是諸如糖尿病、心腦血管疾病等因為我們的生活與行為方式改變所導致的疾病增加。而這類疾病，以前的發病率非常低，現在已經成為一種常見病、多發病。
最后一個現象是現代醫學越發達，人們對于傳統醫學興趣越高。100年前，“五四”一代知識分子，大多認為由于現代醫學的引入，傳統醫學將逐漸被淘汰。當時有人提出現代醫學是“新醫學”，而傳統中醫屬于“舊醫學”，新舊更替是自然規律，因此，“新醫學”必然會替代“舊醫學”。然而，100年之后，我們發現，傳統醫學不僅未被淘汰，而且引起了人們更大的興趣，不僅在中國，而且在西方，自20世紀60年代之后，各類傳統醫學普遍受到民眾的歡迎，出現了“補充醫學與替代醫學”的熱潮。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即便有最先進的現代醫療技術，最終也不能完全解決人類的病痛，也不能解決人類最終所面臨的死亡問題。病痛與生死是生物學問題，但最根本的是文化問題、信仰問題。很多病人患病以后，他們大多都會去尋求現代醫學的診療，弄清楚究竟是什么疾病，其中一些病，比如說許多惡性腫瘤，并不是現代醫學能夠完全治愈的。因此，病人們就會轉向中醫治療。當然中醫也不一定都能夠解決問題，于是，病人們就可能會去找民間醫生，去找那些聲稱能夠解決這樣一些疾病的所謂的世外高人，去尋找“神醫”。這實際上就是文化價值觀的問題了。疾病的復雜性與生命價值觀留有非常廣闊的醫療空間，在這個空間里，不僅僅存在著各類疾病的診療問題，更充滿了生命和死亡的信仰問題。
當代醫學的困境
平均期望壽命是衡量一個地區、一個國家的基本健康狀況和醫療服務水平的指標，是從全局和整體上看問題，然而對于臨床醫務人員，所面對的是一個具體的病人。所以我們在討論健康事業的成就時更多是從整體上看，而病人在指責醫療領域的問題時，卻是出于自身的感受，兩者不是同一層次的問題。尤其是在評價醫改時，提出看病貴，看病難問題，主要來自個體層面的感受，而且，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們對醫療保健需求水平的提高，上述問題將總是存在的，因為這是醫療服務的性質所決定的。另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現在疾病模式轉變已很明顯地呈現出來，但是人們的疾病觀念的轉變卻相對滯后。人類現在已經從以傳染病為主的疾病模式轉變為以慢性、退行性疾病為主的疾病模式。但是我們很多人還以一種治療急性疾病治療傳染病的理念去看待慢性病的治療，都希望能夠藥到病除，能夠一針見效，實際上這是不可能的，很多慢性疾病將會伴隨終身，正如陸廣莘先生曾說的“我們更多的人是帶病延年”。還有就是我們的健康預期和實際健康的矛盾。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會經濟的發展使得人們對于醫療服務的需求和滿足存在著差異，尤其是互聯網和人工智能進入醫療領域以后，這是當代醫學的困境。
當代醫學面臨的新問題
在這樣的困境面前，我們又面臨著很多新的問題，在實踐層面上，疾病問題越來越復雜，這是現代醫學技術發展的后果;其次是醫療保健更復雜，這是現代社會發展的后果。在觀念層面，生死觀的變化使得生命的價值需要重新審視;全球化、社會亞文化凸顯了文化之間的差異;健康變成了當前最重要的社會問題。
醫學人文的興起
醫學人文是20世紀興起的以反思醫學目的、維護醫學尊嚴、堅守醫學良知為內容的學術思潮和社會文化運動，也是應用人文社會科學的知識與方法對醫學的本質與價值、衛生保健的目的與意義、醫療保障的公平與公正等問題進行探究的實踐。醫學人文能激發醫務人員對人性、對苦難、對生命的敏感性和洞悉力，能確立醫學研究、臨床治療、預防保健以及衛生政策制定過程中自主、尊重、寬容、公正的價值觀。
醫學人文的四個維度
醫學人文，首先講的是醫學人文精神，即人類的終極關懷與人性的提升，如承認“醫學的限度”，強調尊重人、敬畏生命，再啟蒙;其次是醫學人文關懷，強調的是對待他人的善行，如醫學研究、臨床治療中的倫理價值，良好的醫患溝通能力;第三是醫學人文學科，即研究與探詢醫學本質與價值的人文學科，如醫學史、醫學哲學、醫學倫理學等;最后講的是醫學人文素質，它是一種綜合素質，即醫務人員通過醫學人文學科的學習，理解了醫學人文精神的內涵，具備了醫學人文關懷的能力，并在醫療衛生工作中得以體現。
醫學人文的使命
首先是闡明醫學理論與實踐的價值，職業價值與意義追求，不斷叩問職業愿景、職業價值、重建現時代的職業精神;其次是闡明醫學的人性特征，即美德與職業關懷，倡導“Cure+Care”的實踐模式;對人性、對生命的理解，包括哲學的、歷史的、人類學的，理解醫學經驗的主觀性及對他者主觀性的理解;反省、批判精神與尋求張力，反思消費主義(物質主義)、科學主義、技術主義、利己主義對于醫學目的與終極價值的消解、侵蝕與異化。
醫學人文的傳統
醫學人文有悠久的傳統，古代西方醫學著名醫學家希波克拉底認為，醫生應具備哲學家的品質，無私、謙虛、高尚、冷靜的判斷、必要的知識以及不迷信。中國唐代醫學家孫思邈指出，欲為大醫，除醫學知識外，還需涉獵五經三史、諸子莊老。醫學高新技術廣泛應用和醫療衛生服務體制改革所引發的社會、倫理與法律問題已為全社會所普遍關注。在科學研究方面，從國際重大項目如人類基因組計劃、腦科學研究、艾滋病控制，到新藥臨床研究和新技術臨床應用都包含有人文社會科學的相關研究和課題，以確保科學研究符合人類的共同利益，避免濫用。
醫院的歷史演進及其制度化與社會化
在中世紀之后將近1000年的時間里，醫院都是和宗教 密切關聯在一起的，所提供的主要是慈善和照顧。現代醫院的興起與宗教式微、城市發展、民族國家的興起以及啟蒙思想的傳播密不可分。
醫院的制度化也是非常晚出現的事情，也就近200年的時間，19世紀才要求醫生要有行醫執照，要進行考試，制訂了規范醫療行為的醫學倫理學。與此同時，醫療保障體系也逐漸建立起來，由于個人面對疾病風險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需要更多的人來共同分擔風險，這就是早期的社會保險體制的建立。19世紀之后，勞工運動進一步推動了醫療保險的發展，醫療保障制度逐漸地在歐洲各國建立起來，城市公立醫院、慈善醫院等承擔起為普通民眾提供醫療服務的職責。
中國的醫院文化傳統及當代醫院文化建設
中國有自己的醫院文化傳統，古代蘇州平江府就有醫院標識。中國是在清末新政之后才開始引入現代醫院制度，北京曾設內城官醫院和外城官醫院。內城官醫院地址在錢糧胡同，1906年8月開診，中西醫并重。1908年，外城官醫院在梁家園正式開診。張菊人曾任北京外城官醫院醫官，溫病大家，解放后任北京中醫醫院副院長。但更多的是來自于西方傳教士建立的教會醫院。中國人最早建立的現代化醫院在哈爾濱、齊齊哈爾等幾個東北城市，是由伍連德建立的。中國現代醫院文化建設可以分成三部分，一是組織文化或機構文化，如制度保障和道德建設。二是病人安全文化。病人安全本身和醫療衛生服務相關聯，一些藥物和醫療器械的使用使得病人在接受治療的同時實則也面臨著另一種意義上的傷害。關注病人安全文化，才能夠提升我們的醫療服務質量，有利于病人、有利于社會。三是來自于病人的挑戰，現在獲取醫療信息的途徑非常多，非常快捷，病人會很便捷地獲得很多的醫療資訊，病人決不是一張白紙。但是現在問題在于病人所獲得的資訊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以至于難以判斷。醫療決策本身就是多樣和復雜的，同樣一個疾病，可能會有不同的診療方案，如何在網絡環境下做出診斷判決，其實變成了一個非常困難的事，好在這個問題已經得到了重視。
醫學人文和醫院文化建設非常關鍵和重要，我國正在實施“ 2030健康中國”戰略規劃，我們怎么樣使得醫學人文在“健康中國”的建設中發揮它的作用，更好地為病人服務，更好地來促進醫療衛生服務機構的發展，是值得我們考量的。
人文與醫學論文范文 第10篇
題目：醫學與人文：理論和方法
恩格爾(Engel)的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卡塞爾(Cassell)在醫學思維中所倡導的“人”的概念以及佩里格里諾(Pellegrino)和托馬斯曼(Thomasma)的醫學哲學都試圖拓寬生物醫學理論的哲學基礎，把醫學當成是一種為尋求終極健康的人類活動。為了發展這一視角，我們試圖提出一個新的活動理論，作為一種可能的途徑來解讀醫學實踐的本質。我們所說的“活動理論”發端于維戈斯基(Vygotsky)對社會介導的心理功能和過程所做的研究。將醫學作為人類活動進行分析，強化了對目標和主體的聯合考量，即誰對誰做了什么。這需要運用歷史學、語言學、人類學和符號學工具。因此，如果我們把醫學當作一種活動來分析的話，那么人文從理論和方法上都是這一分析本身的“內在”組成部分。另一方面，文學研究或人類學為分析醫學治療實踐提供了新的素材。
現代醫學的發展與生物學及其分支學科的發展息息相關。在20世紀之前，生命研究的理論紛爭表現為機械論和活力論的辯論。機械論的支持者認為生命有機體與無生命物質之間并沒有根本性的區別。因此生命現象可以通過物理學的方法與定律進行研究和闡釋。活力論者則認為生命有機體存在某些不能歸結于物理或化學范疇的屬性，因此，要解釋生命現象的本質不能用這些學科的概念或方法進行分析，而是需要用到“生命力”和“生命質”這樣的概念。隨著有機主義生物學概念的發展，生物學中機械論與活力論之爭終于得到了解決。人們對生命過程的解釋主要通過生理化學和進化論路徑，而非物理或目的論的模式。這一變革對醫學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疾病的細胞理論及其生物化學的解釋取代了從物理、體液或活力論的角度解讀人類健康與疾病的奧秘，形成了20世紀醫學的知識基礎。
然而，在臨床醫學中，僅憑生物學方法無法解讀各種復雜的人體現象。因此，醫學上產生了新的理論分野：還原論與整體論之爭。還原論試圖通過單純生物學觀點來解釋人類疾病，而整體論者則試圖將社會文化因素以及個人經驗整合到醫學理論之中。從20世紀60年代起，激烈的社會運動改變了文化與政治格局，科學技術在現代社會中逐漸占據主導地位。受到該思潮的影響，國外特別是美國的醫學生開始反思，并指出醫學教育忽視了醫學實踐中的中心問題，比如患者個人對疾病的體驗;也忽視了社會問題，比如貧困和社會不公對疾病的影響。相反, 正如拜倫·古德(Byron J Good)所指出的，這種教育把患者看作疾病發生的場所。學生學到的是“醫學的審視”，將患者視為軀體、案例、患者或尸體。患者的個人經歷以及文化背景完全得不到關注。
在這樣的批評之下，美國許多的醫學院校將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納入到了醫學的課程設置當中。這種新動向以“醫學人文”的名義席卷了美國和歐洲的醫學院校。
可以說，醫學中的整體論視角能夠矯正還原論在解讀人類疾病中的不足，揭示醫學實踐中許多亟需探索的人類學現象。但并不能從觀念上加深我們對醫學本質的理解。卡塞爾指出：“關注整體是一回事，提出某種研究方法來處理好整體與局部的關系又是一回事。”
一些整體論觀點致力于使基于生物學的醫學理論更多地與臨床現實相匹配。其中影響深遠的是恩格爾的生物心理社會模式，卡塞爾在醫學思維中所倡導的“人”的概念以及佩里格里諾和托馬斯曼將醫學看作一種人類活動形式的哲學思想。
恩格爾的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
恩格爾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的認知基礎是一般系統理論，認為生命是構筑在不同層級上的。在該理論中，醫生扮演“參與觀察者”的角色，也就是在診療過程中利用醫生個人的多元認知系統來梳理、鑒別來自病人的信息。病人是這一過程的發起者和協作者。臨床研究的基本方法分為三部分，即觀察(外觀)，自省(內觀)和對話(互觀)，最終使關于病人的診療達到科學的標準。
恩格爾認為只有認識到了臨床實踐中身-心-社多元對話的基本特點，人性與科學的互補性才能顯現出來。因為多元思維作為一種診療原則會受到來自心理、社會因素的限制。
卡塞爾和醫學中“人”的概念
卡塞爾強調“人”的主體性概念。在他看來，醫學是對病人的照護，而所有的照護都是通過醫生與患者之間的關系實現的。臨床醫學的核心是醫生與患者間的互動;在此過程中，醫生應該把患者看作是人，而不僅僅是一種生物學現象。這個人就成為了醫生在診斷和治療的過程中觀察和分析的對象。卡塞爾指出：“醫學所關注的是病人……作為個體的病人既是我們所關注的，也是我們所直接觀察到的。”臨床上必須將患病或健康的人放在醫生思考的中心位置，同時又不能因為強調人的主體性影響醫生客觀性分析思考與行動的能力。
卡塞爾指出，在臨床醫學中，還需要理解醫生的行為、醫患關系以及非生物問題。
佩里格里諾與托馬斯曼：醫學作為一種人類活動
佩里格里諾與托馬斯曼在《醫學實踐的哲學基礎》一書中提出醫學的目標是照顧與呵護人類疾苦，而這一目標是在醫學實踐中實現的。
在佩里格里諾和托馬斯曼看來，醫學不能簡化為生物學、物理學、化學或心理學;醫學是“人的關系的總和，即一個需要治療的人遭逢另一個專門從事治療或者能夠在治療中提供幫助的人。醫學的行為將這兩個人聯系在一起。正是這種行為在治療關系中的性質賦予了醫學作為人類活動的特點。”可見，醫學的本質是人類活動的一種形式;治療存在于這種人類活動之中。
上述觀點都致力于將醫學理論從現有的生物學基礎上拓展開去，將人文和社會問題納入到醫學思維之中。然而，在這些觀點中，人文醫學只是一個“補丁”，人文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是教育性的，即讓醫生表現得更人道，使醫學成為一種“專門的人道職業”。
如果把醫學看作是醫生與患者之間的人際間活動，那么，我們要問：(1)如何從活動的角度來審視醫學?(2)這會給醫學理論帶來什么樣的影響?(3)人文在這一過程中扮演什么樣的角色?
作為活動的醫學實踐
我們想要提出一個活動理論，來幫助理解醫學實踐的本質。活動理論是在心理學的文化歷史學派中產生的。早在20世紀20年代，俄國心理學家維戈斯基(Lev Vygotsky)等首創并發展了這一學說，因此，也叫維戈斯基論。活動理論生發于維戈斯基關于社會介導的心理功能和過程(如言語習得)的研究。維戈斯基的年輕同事萊翁特夫(Leontiev)在他的著作中總結了人類活動的基本結構。 目前，該理論已經有了很多有趣的應用。
這一理論認為，對于活動的任何描述都必須同時考慮活動的主體、目標和媒介工具。活動的另一個重要方面在于其發展，亦即活動的起源與發生的轉變。活動的基本要素以及這些要素之間的關系都會在活動的演進中隨著時間軸發生變化。人類活動的歷史文化背景都會影響活動的內涵。
醫學的發展萃集了人類認知健康與疾病本質、醫學診療中言語和技術運用的集體經驗。醫學概念也是在醫生與患者接觸的長期歷史中發展起來的。它們反映了臨床背景下醫學的本質。作為所涉及活動的媒介，這些概念體現的是對患者疾病本質的理解，而患者的疾病本身也是活動的組成部分之一。
病人所經受的疾病體驗可能沒有什么變化，但針對這些疾病的醫學方法和概念卻有了不同的發展。要理解這些方法的合理性，就需要認識和理解其歷史與文化背景。
活動的符號學媒介
臨床實踐可以視作是患者和醫生之間通過一系列符號工具加以介導的復雜活動。對患者進行檢查所用到的技術設備也可視作是獲取疾病體征的手段。醫生利用這些指征做出最后的診斷。
患者與醫生共同關注患者所提出的、促使其做出看病就醫決定的那些問題。臨床診療是通過概念來定義的。醫學根據患者呈現出的癥狀和醫生檢查得到的體征，利用上述概念做出診斷。這些概念會幫助醫生整理思緒，指導醫生對患者的病癥做出反應。
不同的醫學專業都有自己的工具范疇，包括口頭表達和其他的工具。這些工具會塑造各個模式所特有的診斷過程和治療實踐。治療場景本身也可視作是一種工具范疇。此外，不同醫學專業對于過程中的主體的理解也可能有所不同。
人文對醫學的作用
把醫學視作一種人類活動，其中人文的作用又是什么呢?我們已經把符號介導的互動、文化的情境性以及醫學概念的歷史性當成了醫學的中心特征。托勒閔(Toulmin)認為所有的臨床知識從根本上講都是歷史知識：也就是說，臨床互動的目的是要探索導致患者向醫生尋求治愈或緩解的一系列事件。采集病史是評估軀體疾病的自然史所必需的。
臨床知識也是文化知識，醫生與患者對于癥狀描述的含義、對于行為或疾病病因的解讀要有相同的理解。當患者的文化背景與醫生不同時，這一點尤為重要。
醫學隸屬于科學，其方法與概念也應當是普適的。然而，在面對精神障礙時，診斷標準中描述癥狀的許多概念都包含價值判斷，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建構起來的。
如果認為這些概念是普遍適用的，那么勢必就會受到質疑。這種誤區很容易導致誤診。要避免這種誤區，第一步就是要在患者自己的文化背景下對其生活史進行解讀。
臨床上，醫生理解的是某特定疾病主體在特定條件下表現出的病況，隨之而來的是時間、地域等方面的特點。從這一點來說，醫學可能屬于人文，而非科學。盡管，我們不能忘記科學與人文的分野本身也是植根于文化的。在歐洲大陸的科學傳統中，這個分野并不像盎格魯-撒克遜世界中那么鮮明。德語的科學“Wissenshchaft”既包含科學也包含人文，并沒有對兩者進行明確的區分。另外，人文處理特殊性而科學處理一般性的想法并不適用于現代生物學。在這些領域中，科學研究的進行無法繞過現象的歷史與情境。生物科學的發展似乎再一次反映在了當代醫學領域的哲學爭論之中。
結論
把醫學作為活動進行分析強化了對主客體的綜合考量：即誰對誰做了什么。這需要用到歷史學、語言學、人類學和符號學方面的工具。因此，如果我們把醫學當作一種活動來進行分析的話，那么人文從理論上和方法上都是這一分析本身的內在組成部分。另一方面，文獻研究或人類學著作能夠為分析各種形式的醫學及其他治療實踐提供材料。
把醫學看作一種追求理性治療的人際活動，能夠為醫學哲學的發展帶來新的機遇，使醫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
人文與醫學論文范文 第11篇
題目：關于醫學與人文的思考
醫學是什么?醫生要怎么樣?醫患之間應該怎么樣?
這是醫學人文的中心思想，或者是主要命題。也是每個醫生窮其一生都要思考和實踐的問題。
醫學是什么?
醫學是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結合。
自然科學回答事物是什么，社會科學回答人和自然、人與人的關系，人文科學強調其中的精神世界、思想或者意識，包括踐行的各種活動。
醫學不是純科學。我當了57年的大夫，越來越感覺醫學不是一個純粹的科學，特別是臨床醫學，而是三者的結合。而且，醫學總是落后的，因為整個醫學發展都是在其他學科的前拉后推下“爬行”。比如X射線，各種腫瘤標志物，包括分子生物學、生物化學等，進入到醫學被我們所利用。所以醫學不可能超越，況且醫學本身研究的還是一個活的人體。
因此，醫學實際上是最早的、最原始的人類情感的一種表達。
我這里有一張圖，表現的是幾個非洲的孩子渴望天上的雨水。也就是說，雖然已經到了21世紀，醫學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但是在某些國家、某些地區、某些人群甚至沒有基本的生活水源或者醫療保障。同樣的一個新冠肺炎在中國與在美國和其他一些國家是完全不同的走向和結果。這一切都說明醫學本身的三重性及其特殊性。
我們討論醫學的本源，討論所謂終極關懷，其實是對生老病死、苦難痛殤的基本看法和基本對待。生命、死亡，可能是生物學的，可能是社會學的，也可能是哲學的。
人最后都要回歸于大地和泥土，而醫學好像打破了生死這樣一個自然規律。我們現在說人的平均壽命不應該是80歲，應該是100歲，或者120歲。這當然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人們大概不會這么長壽。都這么長壽，地球承載有問題;都這么長壽，資源會有問題。一切都有一個自然規律，我們企圖扭轉它，大概還是不可能。
當前，在中國及其他國家，從缺醫少藥過來了，可能遇到一種新的傾向，那就是過度診斷和過度治療，或者是過早的、過多的干預。這些都需要醫生從哲學上加以思考。
哲學始源于醫學，醫學歸隱于哲學。
我在河北一座寺廟里看過古代思想家的一句話，他說我們做事情要“通天理，盡人情，達國法”。做醫生也是一樣的。天理就是自然規律，疾病發生發展的規律;人情是人的思想感情、意愿、要求、家庭社會背景，就是這個人或者這個病人的情況;最后是國法，上至國家的法律法規，下到疾病診斷治療的指南等，都是要遵循的。
醫學面臨兩大特點：一個是局限性，一個是風險性。
局限性是認識的局限，因為我們認識的不一定對，就像我們對真理的探討一樣。
美國哲學家羅蒂講了一句話，真理實際上就是在某一個歷史階段多數人這么看。它顯然不是絕對的。也許我們終其一生或者幾代人都不一定認識得對，包括疾病，包括診斷和治療。
因此，一個醫生不能夠說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能做。曾有一個藥廠的老板跟我說他的東西在美國都做過實驗，從凍傷到艾滋病都能治。這句話一下就讓我明白這不是真話。談到最后，我就奉勸他一句話：你這東西也許很好，但你千萬不要說什么都能治，因為什么都能治，大概是什么都不能治;千萬別說沒有任何副作用，因為沒有任何副作用大概是沒有什么作用。比如喝點水大概沒有壞處，但喝多了也不行。
一個醫生的注意力不能只注意病人的癥狀、體征，還要特別體驗病人的感受，給予他關懷，這是最重要的。
一個人不可能不犯錯誤。要求一個醫生不犯錯誤，大概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要盡量不犯大錯誤，盡量不犯那些給病人造成傷害的錯誤。
《英國醫學雜志》(BMJ)列出來60種病不需要治療。包括沒有必要采取什么方法治療，沒有確切的證據證明什么方法有效，也許不治療比用什么方法去治療更好，也許最好的方法是不去治療。因為有的病，并不是病。
比如一些名人都有一些“毛病”，從幼年的讀寫障礙，到后來的精神狀態都可能不同尋常。但不影響他們是偉大的科學家、藝術家，果戈里有抑郁癥;米芾有一點精神不太正常;梵高更是，一會兒想死，一會兒切耳朵……不，他們只是“非凡之人”——如果你把他歸成精神病，那么這個世界上就多了一個精神病人，而缺少了一個偉大的藝術家。
所以這些爭論都不是正確和錯誤的爭論，只是人們的觀點不同、看問題的角度不同而已。
醫生做什么?
診治，幫助，關愛是醫生的真正職責!
林巧稚大夫說，醫生要永遠走到病床前去，做面對面的工作。臨床醫生不能夠脫離臨床，離床醫生，不是好醫生。不管科學怎么發展，不管影像、化驗如何全面，醫生都要去看病人。
今年慶祝協和100年，我們學習張孝騫大夫、林巧稚大夫的一個最重要的思想，就是去看病人，去面對病人。
美國霍普金斯醫院多次被評上最佳醫院，但其海報上只是一個聽診器。我很有感觸。聽診器讓醫生與患者面對面，直接對話，讓雙方鄭重地明晰“我是你的醫生，你是我的病人”——雙方都是鄭重的、神圣的!
現在有的醫生看病根本不看病人。你的手骨折了，大夫根本沒抬頭，就開了檢查單讓你去照相。照相也對，看看是不是骨折，另外還包括復位處理。但你總得看病人，是怎么摔的?哪兒疼?連這些都沒有問，這大概不是醫學的方向。
一個醫生應該記住奧斯勒的話，我們一定要有很好的歷史洞察，要把科學和人文結合起來，要把科技進步和人道主義結合起來。有一個病人從美國回來，她在美國做了一套腫瘤Marks(標志物)，可以對50種癌癥都能夠知曉。她有三項不太正常，問我會得癌癥嗎?我說不一定，我得全面仔細檢查。
未來的世界是這樣嗎?如果你到醫院去看病，從掛號開始，到分診臺，到做各種檢查，整個醫院看不見一個醫生、一個護士，然后進了手術室，有兩三個機器人給你開刀。我認為那不是醫院，那是作坊、機械修配廠。
同樣，我們的生殖醫學有很大的發展，現在有試管嬰兒等。從技術來講，用一個體細胞就可以克隆，就像孫悟空拔一根汗毛一吹就變成很多小猴子一樣，這從科學上幾乎是可以做到的。甚至，可以像做面包一樣完成人的復制(Copy of humanbody)。但那還是人類嗎?還有家庭嗎?還有婚姻嗎?還有愛情嗎?
所以，這一切都可能，可能是科學的方向，但不是醫學的方向。特別是人有思想，是不可以像對待機器那樣去對待病人的、對待人的。
所以，我們需要一種醫學人文的再教育。《世紀智者》是一幅世界人文智者群像圖，濃縮了20世紀一百多位人類文化方面的代表人物，其中就有我們的林巧稚大夫。一個婦產科大夫，成為世界智者，跟居里夫人、愛因斯坦在一起。我想，就是她的大愛無疆。我們和許多被她教育、被她感動、被她救治的人一樣，永遠謹記她留給我們的珍貴禮物：對知識和技術的渴望，對真理的追求和理解，對人的同情與關愛，以及用畢生力量改善人與社會健康的智慧。同樣，我認為我們的醫學人文就是改善人與社會健康的智慧，這應該是醫學人文的精髓。
所以，作為一個醫生，要有才、智、德，而德很重要。美國哈佛大學校長強調說，所有職場的成功者，無論是老板，還是企業家，還是校長，還是教授，大概都和人文離不開。他講了幾個非常重要的例子，都和醫學人文相關，他們都有很高深的洞察力，隨機應變的語言表達能力，都注重人文構建，都注重人文培養。
因此我想，我們的醫學人文是非常重要，是大有可為的。在醫療實踐過程中，一定要貫穿人文的觀念，要有樂趣。美國《讀者文摘》里有一個測試：什么人最快樂?第一位就是經過千辛萬苦把腫瘤切除的外科醫生，然后是叼著煙斗自我欣賞的畫家，和正在給嬰兒洗澡的母親。這是大眾對醫生的看法。這使我想起好多年以前哈爾濱一個年輕醫生被病人捅死的事件，多么大的反差。所以，一個醫生應該得到應有的尊嚴并且受到尊敬，這是很重要的。
敬畏生命，敬畏自然，當然也要敬畏醫學，敬畏醫生，敬畏病人。
醫患關系
醫患之間要相互了解、理解和諒解。
醫患之間這個結，可以通過三個方面來解開：首先要了解病情，了解人情，了解醫療，了解醫生，了解醫家，了解病家;其次要理解診斷、治療和結果，理解不是什么病都能治好;第三要諒解病人的焦慮和無助，諒解醫生的困惑和無力，諒解醫學的局限和無奈。通過了解、理解和諒解，醫患關系會好的，我們應該加強這方面的宣傳。
當然，一個醫生要心地善良，心路清晰，心靈平靜。我們知道，我們會遇見各種各樣難治的病，也會遇見各種各樣難處的病人。
參觀奧斯勒故居，對醫生的要求幾乎都是人文。哲學的理念，文學的修養，音樂的夢幻，詩歌的意境，字畫的神韻，一定會給醫生疲憊和枯燥的生活帶來清醒、靈性、愉悅、智慧和美妙。這就形成一個醫生的道和場。道，就是我們的觀點和原則;場，就是我們的職業環境。
醫學體現真善美。大家都非常有修養、很和諧、很誠信，我想我們的工作一定會做得更好。
人文與醫學論文范文 第12篇
題目：醫學之美 人文之愛——人文醫學名家與醫學生面對面
什么是敘事醫學?如何適應醫學模式的轉變?醫學技術的發展和醫患關系之間有什么樣的聯系?不解決醫生收入問題，就難以喚回醫學人文精神?醫學在生命的長河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
4月9日下午，北京大學醫學人文研究院院長張大慶教授、山西醫科大學校長段志光教授、大連醫科大學醫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趙明杰教授、山東省生命倫理研究院院長陳曉陽教授、哈爾濱商業大學黨委常委程偉教授、上海中醫藥大學心身醫學及臨床腫瘤診療博士生導師何裕民教授等6位人文醫學名家齊聚南京醫科大學學生活動中心，與在場百余名師生面對面，共話醫學之美，彰顯人文之愛。
醫療觀：多一個方法，比別人高一個層次
“大家都一樣看病，你多一個方法就比人家高一個層次。”何裕民教授說，“中國留下的東西很多，我們站在公允的角度看待中醫和西醫，西方醫學確實不錯，第一時間解決很多問題。但是，對于很多慢性病、綜合性疾病、多因多果的疾病，就需要更多的方法補充。國家發布的發展中醫綱要中第一次提出中醫是重要的醫療資源、產業資源、傳統文化資源、科技創新資源和生態資源。中國人不差原創，差的是走完最后一里地的精神。”“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精神科醫生發現僅僅依靠科學技術診斷治療，有些疾病是無法治愈的。這就要求醫生要了解病人的病史、家庭狀況之類的，這些都可以幫助醫生尋找病發原因。其實，在以前的診療中，詢問病人的病史、關注病人情感生活是一項基本技能。”張大慶教授從精神科的治療方式向同學們解釋了敘事醫學的興起。
但是，隨著時代技術的發展，醫生逐漸忽略患者本身的敘事，而越來越依賴儀器檢查的結果，“影像檢查和各種物理化學的診斷，只能做到客觀的評價，但另一方面，病人的疼痛、病苦以及疾病給他帶來的一些困擾僅僅靠這樣的一些指標是很難判斷的。尤其是在精神衛生領域，敘事顯得尤為重要。”因而，醫學界又重新提出了敘事醫學的概念——醫生主動與病人交流，用敘事的方式來了解患者的生活狀況以及病史。同時，在長期高強度的工作中，醫生也需要發泄。向自己的同行訴說就是一個很好的方式，這也可以舒緩醫生的職業倦怠，減緩壓力。
“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引到中國36年來，從觀念上來說，大家都知道醫學模式，教科書也逐漸轉型，但是理論和觀念在耳熟能詳的情況下，實踐嚴重滯后。”趙明杰教授介紹，我國著名心血管專家胡大一教授一直致力于將精神心理衛生作為心臟整體防治體系的組成部分，倡導和推動國內雙心醫學的步伐。從事心血管病研究幾十年之后，胡大一發現，許多心血管病患者合并有心理問題，心臟與心理疾病互為因果，相互影響，導致疾病惡化。部分心血管疾病患者盡管進行了藥物治療及支架手術，但是由于合并心理問題，很難恢復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因此，提出心臟與心理二合一的“雙心門診”，既要看機體上的疾病因素，也要看心理因素。
隨著社會發展，面對一些老年化疾病、慢性病，將病人的敘事、醫生的敘事，并且把整個醫療保健都納入到這樣一個“講故事”的過程中，使患者更好地理解疾病，更有利于治療，在診斷疾病的同時，為更好地理解人提供一條很好的路徑，豐富了現代醫療診斷技術。
對此，何裕民教授也就此談了自己的看法：“敘事醫學起源于敘事心理學，現代醫學經歷了三波，第一波是實證醫學;第二波是循證醫學，是對實證醫學的糾正;第三波敘事醫學是對循證醫學的糾正。”中國消化病學奠基人、著名內科學專家張孝騫教授曾說自己看了2000多個傷寒病人，沒有兩個病人是完全相同的。“每個人都是個體!但是，我們從教科書上學到的知識都是規范的統一化的，是共性的，不能了解個性的。而每一個個案都不一樣，因此，我們要通過敘事方式了解每個病癥的個性。”何教授指出，醫學人文絕不是可有可無、用來點綴的軟實力，而是幫助每個人提升水平的一個必備能力!如果有了這個技巧，那么，面對每個病人都能得心應手。醫學人文教育就是幫助大家關注人。
金錢觀：醫務人員該如何看待收入?
“不解決醫生收入問題，就難以喚回醫學人文精神?”現場同學提出很現實的醫務人員待遇問題。對此，山西醫科大學段志光教授認為，“角度選擇不同，視野不同，對問題的看法也就不同，境界也就不同。”《呂氏春秋》中記載楚王失弓，楚王說“楚人失之，楚人得之。”追求天下為公大同世界的孔子則說“人失之，人得之。”試圖找到囊括宇宙萬物理論的老子認為“失之，得之”，失就是得，得就是失，體現出一種辯證的味道;追求超越生死苦惱的釋迦牟尼佛認為連生死苦惱都超越了，還談什么丟失的弓箭呢!
“醫學在市場中參與，但是不能作為交換!”對最現實的金錢問題，段教授認為，市場本身是一個在固定的地點和時間進行物質交換的場所，有幾個要素：購買力、購買欲望。而醫學本身始終是仁慈的，但始終有道德生存要求，要從人道的角度考慮。患者把錢交給醫生，但是醫生不能因為收了這個錢就應該等價地為其治療。因為從仁慈的職業角度，不能認為等價的。而且費用體現不出醫務工作者的價值，現實中，醫務工作者確實收入不是很高，一定的物質條件得不到滿足會影響工作的積極性，但是無法改變醫生的職業操守。
段志光教授認為，“醫學是一個人學的職業，我們需要學點哲學正確地看待這個職業;另一方面，也需要了解這個社會，我們的教育存在偏差，更多地教授大家科學技術的知識，但是，都需要更多地引導大家超越科學技術，去了解社會因素;我們應該超越醫患關系，去了解這個社會，我們對待患者的態度也就不一樣了。這是職業精神和專業精神的問題，我可能錢不夠，但是，我有這個精神，有這個專業的要求來把病人看好。”段教授提到自己一個大學同學畢業三十年來，雖然自己掙得不是很多，但是面對農村來的沒有錢的患者，都自己悄悄把錢交了，到現在已經自己花了三十多萬。我想這個問題，不單單是收入是不是少了，或者說多花點錢，就會更好一些，應該上升到職業精神和專業精神來理解這個問題，我們的社會身份高了，社會自然會考慮這個問題，也會更加和諧地發展。
“你為什么要學醫?你學醫的目的是什么?”山東大學陳曉陽教授反問在場的醫學生們，“醫學不是一種交易!”陳曉陽教授提到自己曾經看過的舊版《柯氏外科學》扉頁上印的八個字——“先交朋友，后做手術”，這就是人文精神!是對人的尊重，對生命的尊重，對生命的敬畏，我們學醫是為了健康，為了救死扶傷，陳教授認為醫生不是修機器，要平等看待病人，了解他的需求，而不是因為自己拯救了病人就覺得自己高人一等。給病人、給自己一個正確的定位是打好醫患關系的第一步。“如果最先關注的不是患者，而是錢，那么在今后的行醫過程中就會面臨許多與現代醫學模式不相適應的問題。”
何裕民教授則認為，“不解決醫生收入問題，難以喚回醫學人文精神”是一個偽命題!“其實每個醫生只要堅持一直做下去，雖然經濟收入上比不上馬云，至少不會貧窮的!”只是，隨著社會高速發展、社會浮躁，人的欲望也在不斷膨脹。”目前，很多年輕人在剛畢業進醫院工作時，期望值太高，希望三年有房，五年有車，覺得工資與一般的四年制專業畢業生相同，但壓力卻很大，就覺著不值。“但是換個角度思考呢?你得到的僅僅是錢嗎?醫生得到的僅僅是錢嗎?醫生除了工資還能收獲感情!這份感情，是錢買不到的!幫人一次，記你一輩子。這個記你一輩子，是永遠無法用錢來衡量的。這就是最好的佐證。”此外，每個優秀的醫生都是經過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臨床打磨的，每一個患者都是為自己提供經驗積累的，自己又有什么資格高人一等呢?醫生是很有價值的，通過付出來得到回報，只不過這個回報是要有一個磨煉過程的。“現代社會發展太快速，每個人的價值不止是錢來衡量的。”
“土豪很有錢，但是他素養不高。有錢，能得到尊重嗎?有錢，但是能和你交心嗎?”趙明杰教授認為，人文精神要求有素養，素養是一個人的形象，他寄語在場師生，立志做醫生，就要做一個高尚的人、一個有教養的人、一個有理想的人，給人送來福音，有堅定的職業信念和做人信念，不要做土豪。
關系觀：先交朋友，先交心，再治病
“在現代化技術中，醫生是受益者也是受害者。借助技術，診斷變得更方便了，醫生也變得懶惰了，醫患之間也更冷漠了。以前，醫生都是上門就診，語境不同，患者心理也不同，醫生也有較多的時間與病人交流。不像現在，面對高強度的工作，接待一個病人三分鐘，醫生一直在看化驗單，沒看病人一眼。交流的匱乏埋下了糾紛的禍根。”段志光說道，“發展的問題要用發展的辦法解決，要懂得醫學之美，要掌握人文之愛。”
段志光教授巧妙地將哲學與醫學聯系到一起，將“你是誰?”“你從哪里來?”“你要到哪里去?”與患者結合在一起——患者是身體不舒服的人，從家里來到醫院尋求醫生的幫助，希望能得到治療，需要得到醫生的幫助。醫院是一個充滿焦慮、充滿恐懼、充滿希望、甚至充滿死亡的地方，雖然沒有人明確說要到醫院干嘛，但都用行動明確表明——“我不想去見馬克思”，每一個人來就醫的時候，都有一個潛臺詞——“我需要你的幫助”，希望痊愈回家。“有些專家學術很好、醫療技術也很好，但是講的東西相當專業，以至于其他科室的醫生都聽不懂，更何況是患者呢?如果患者聽不明白，又如何配合治療呢!醫患是一個統一體，光有醫生，沒有患者，又如何對抗疾病呢?”
陳曉陽教授舉了一個很生動的例子：“有個有眼疾的病人在經過治療之后仍然感覺不舒服，但是檢查時也看不到出血點了。醫生就在一盆清水里滴了一滴紅墨水說：‘這里面我滴了紅墨水，它已經擴散開來了，但是你看不到，炎癥沒有消，物質沒有被吸收，就有刺激。你的病情也是這樣的。’這樣的解釋就是十分通俗易懂的，醫患溝通要考慮采用患者明白的話語，患者明白了自己病癥原因也就不會無緣無故找醫生麻煩了。”
“醫學生和醫務工作者就應該在一點一滴的小事中，學習優秀醫者人文關懷的細節，將來就會成為好醫生。”陳曉陽教授以受傷后換藥為例，講述如何成為一個好醫生——“有的醫生、護士‘嘩’一下撕膠布，弄得患者齜牙咧嘴，醫護人員卻視而不見;有的醫生和護士在撕膠布和敷料的時候，就壓著皮膚慢慢撕，這樣就不疼了;而有的醫生和護士就更加細心了，蘸了生理鹽水，將膠布濕潤了慢慢撕，這樣就一點不會痛了。”
“醫患溝通絕對是一個先交朋友，先交心，再治病的過程。”何裕民教授感慨，“看了這么多醫生，還沒有和患者發生沖突。提高人文能夠幫助自己成長，醫生首先應該認識病人，病人是有不同類型的，有些大爺大媽稍稍安撫一下就會很高興;有些有知識的要深入討論;有些偏執的要循循善誘。‘首先你要識人，然后將心比心’。”“醫患關系緊張的癥結到底是什么?”這也是社會持續關注的問題，現代醫生很有怨氣，曾經醫生都是白衣天使，但是現在社會也有不少人認為醫生是“白狼”，究其原因，這種醫患之間的撕裂和對立源于醫患雙方的信任匱乏，趙明杰教授特意剖析了哈爾濱的少年殺醫事件。少年家境貧寒、缺少親情、六次求醫未果后再次走進醫院，醫生的冷漠激怒了少年，釀成了悲劇。
《醫學與哲學》雜志社在2003年召開的關于醫學人文走向臨床會議上有個臨床醫生站起來問：“社會對我那么不公，我憑什么要這樣做?”趙明杰教授說道，“事實上，你改變不了社會的時候，先問問自己作為一個醫生，應有的良心、應有的社會職責有沒有做到?這個很重要!”大部分醫生還是受患者尊重的，每個患者進醫院都是抱著“求”醫的態度，患者從弱勢人群，走到強勢，是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醫生的冷漠、病痛的折磨讓患者心生無奈，造成醫患之間有問題、矛盾、緊張、沖突，甚至于傷醫，這是一種從“求”到“無奈”，再變成“憤怒”的一個過程，引發一系列的醫患糾紛問題。造成真正醫患沖突只是冰山上的一角，海平面以下的東西還有許多，例如患者體驗、心理因素、醫務人員的服務態度等等。智商再高，但是為人冷漠、沒有惻隱之心的人是不適合做醫生的!
中醫藥出身的程偉教授與在場師生分享了中國蘇州最早的西醫醫院博習醫院的十條《公約》，每一條都彰顯著醫學人文精神，但是，現在面臨著復雜的形勢，如果我們發自內心關心病人，發自內心提高自己的本領，盡全力為病人服務，醫患關系也就會更加和諧。
生死觀：生老病死是一個必然的過程
“人總是希望有越來越好的結果，但事實上，生命是必然會走向死亡。醫學在這對終極的矛盾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傳統醫學認為只要有1%的希望就要付出100%的努力，不管它生命質量如何。“中國人更多的是念生拒死，事實上嚴格地說，有生就有死，死是一個必然的結局。”趙明杰教授說道。
“人的衰老是人生命的一個必然過程，我們需要坦然地面對生老病死的過程。”面對生與死，張大慶教授舉了大馬哈魚的例子，大馬哈魚年復一年、不辭辛勞地逆流而上到水流上游產卵，死后將自己尸體作為養分孕育后代，構成生命的循環。“人類的生命也是一代一代地更替著、傳承著，我們要坦然面對生死，同時我們也要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生命是一個矢量，一去不復返，我們要把握有限時間致力于醫學事業，造福后人。”
當我們生命最美好的時候，將自己的創造和自己的財富，捐獻出來。帶著財富而死的人，是一種羞恥。你們身邊有土豪的時候，也要幫助他們。使得更多的人因為他們的財富受益。被人評價“死于53歲，但一直活到98歲”的美國大富豪洛克菲勒事業大成，但53歲前長期煩惱、貪婪、恐懼和高度緊張的生活已經嚴重損壞了他的健康。但是，后來在醫生的建議下，洛克菲勒不再只想著如何賺錢，而開始思考如何用錢去為人類造福。致力于教育與醫學事業，他成立基金先后創辦了芝加哥大學、洛克菲勒大學和北京協和醫學院。“洛克菲勒就是在有限生命里實現了自我價值，使最多的人受益，使得有限的資金，更好地服務于人類。”
“《尚書》上記載，人有五福，第一福是‘長壽’，第二福是‘富貴’，第三福是‘康寧’，第四福是‘好德’，第五福是‘善終’。”何裕民教授分享了古代漢族民間關于幸福觀的五條標準。“人都要死的，珍惜現在的每一天，過好每一天。可以有遠大的目標，但是要腳踏實地，一點一滴地實現目標，做好眼前事。到時自然會收獲，這個社會是公平的，付出了總會有回報。”
段志光教授補充道：“每一個人自己能夠控制的時間，就是在死亡到達之前的那段時間，所以，我們應該充分利用這段時間，為自己從事的職業，為社會永續發展，為人類文明的傳承，作出自己的貢獻。從醫學角色角度來講，醫生和病人都是工具，都是為人類永續、社會和諧、文化傳承，來承擔自己的責任，在自由支配的時間里面扮演好醫學角色。陳曉陽教授則用了15個字概括了醫學在生命長河中的作用：“有時是治愈;常常是幫助;總是去安慰。”
人文與醫學論文范文 第13篇
題目：感受《醫聲》里的醫學人文
在編輯《醫聲》的過程中，我閱讀了許許多多的醫界感人故事，看到許多描述醫生陪伴病人經過生命中最黯淡的時刻，傾聽病危者最后一聲呼吸，醫生的臉寫在嬰兒初閃的瞳仁中，也寫在臨終者最后的凝望里。醫生陪同人類走過生、老、病、死。
每個醫生都是善解人意的，而每一個病人又都是有故事的，病人來看醫生既是來看病也是來尋求安慰的。這些病人有眼淚要流，有委屈要說。他們來敘述病情其實是一種情緒的宣泄，是一種心靈的解脫。在診室里面，醫生和患者在一起應該是一種很神圣的儀式：患者傾訴，醫生傾聽，這是多么有儀式感的過程，醫生把自己的知識和技術全部奉獻給患者，并從精神上幫助患者康復。古往今來，許多著名的醫學專家不僅僅是醫術精湛才成就斐然，威望很高，更重要的是他們對病人竭盡全力，對病人態度謙恭和藹才是成就他們成功的基石，而這一切也源于一個詞——“醫學人文”。
何為醫學人文?自2014年起《醫聲》用100多萬字、400多篇文章告訴了我們——醫學人文就是要達到醫生與患者的相互理解和醫學進步。當我們不能控制別人的時候，不妨做好自己，爾后再去幫助別人。《醫聲》里醫者用質樸的語言、真實的故事，或痛斷肝腸，或人間繾綣，展現給我們或歌或泣的生命的堅強或脆弱，每每讀來都那么讓人感懷不已。
在《散發著人文氣息的從醫片斷》里講訴了一個小小醫護細節，但卻足以讓我們看到大夫對病人細膩的關懷。這位醫生非常注重自己的一雙手，總是認真清洗干凈，修剪好指甲，保持雙手是溫熱的。他說：用冰冷的手去觸碰患者的身體是對患者的不尊重。醫者的儀表是內在修為的外在表現，具有人文氣質的醫生注重禮儀，著裝規范，溫文爾雅，對患者富有同情心與愛心，給人以清爽、溫暖、信任的感覺。在《愛是最好的處方》里看到醫生與病人處于信息不對等的兩方，病人不具備醫生的專業知識，難免會產生種種疑慮和擔心。心中以患者為重的醫生則將其愛心和關心在言談舉止間傳遞給患者，治病的同時也是醫心。《一碗豆皮的慰藉》中極具愛心的醫生，用一碗豆皮慰藉了老人，使一個患肝硬化晚期的老爺子在走的時候，安詳得像進入了夢鄉。在《放射科醫生手記》里，我們看到不了解放射科工作的患者會抱怨，拍一個片子幾分鐘，要等兩小時才能看結果，感覺很不合理。實際上從掃描到出報告，整個過程是非常嚴謹的，需要層層把關。有些檢查一出來就是上千幅圖像，而出具報告的平均時間只有20分鐘，這對放射科醫生是個很大的考驗，經驗對一個放射科醫生來說尤其重要。即使是一個醫學博士生，也需要至少看過幾萬份患者的片子，甚至一種疾病要看幾百個病例，才能慢慢積累經驗，才能獨立出具報告。二十年，影像檢查診斷出病變的例子太多太多，設備換了一批又一批，但始終不變的是醫者對患者那赤誠的心。十年磨一劍，做醫生需要耐得住寂寞，是非常有道理的。
在《醫者仁心，重建生命之路》中看到，醫生用高超的醫術讓一個年輕的身高168cm，體重卻僅39公斤，且張口困難每天只能進食少量湯水維持生命，佝僂著瘦削身軀神情木訥的強直性脊柱炎患者，恢復了健康，十年來吃下了第一口飯，睡上了第一個安穩覺。在《擺渡人》里看到，任何一家醫院的ICU都有感人的故事，監護儀器不停閃動，印證著生命在延續，醫生護士不眠不休，與死亡較量……這樣特殊的環境，造就了銅墻鐵壁、無所不能的醫務人員。在人們的印象里他們個個面容嚴肅、鐵石心腸。事實卻并非如此，我們看到在挽救一個年輕生命的過程中，他們悉心照顧，用心呵護，期望愛心能挽回生命。即便用了最盡心的護理和最高超的技術、設備等，依然未留住年輕的生命，但直到最后時刻年輕人都用頑強的毅力感染著醫生們。讓人們感到，病人和醫者互為擺渡人，我雖然救不了你的命，但你卻影響了我一生。在《追隨光明與希望的夢想》里看到一個刻苦鉆研眼科科技高峰、毅然放棄國外優厚待遇而堅定回國，發明了“姚氏法角膜移植技術”的眼科神醫——姚玉峰。20多年來，幾千例姚氏法移植術后均實現了零排異，經姚教授手術復明的病人有近3萬人，他為幾近失明的中國核潛艇之父黃旭華院士送去光明。在“B超神探”“縫兜大夫”賈立群那里，我們看到了在B超機前一干就是30年，手里拿著一個小小的探頭，從沒有讓一個孩子在他手里漏診、誤診的神探影像師。作為一名共產黨員，一名普通的醫生，千千萬萬個患兒家庭的團圓是他最大的夢想。看著一個個患兒從他那里健康、快樂地走出去，是他最大的幸福。
在讀到張雁靈會長《我心中的山河》時，我讀到了一種平靜、一種心如止水，一切都是那么淡淡而來，卻讓人大受教益。父親走了，留下的傳記是用聽診器寫的，聽診器隨他老人家一路走來;母親走了，留下的傳記是善良。父親是血脈之源，母親是慈愛之泉。父母給了他們一個貧窮而富有的家，貧窮造就了他們堅毅的品格，富有讓他們懂得了知識無價、善良無價;父母給了他們一個傳遞正能量的家，父親給了他們做人厚道、做事踏實的品質，母親給了他們熱愛學習、聰明智慧的基因。為人師表的父母總是在用行動來影響教育孩子，父親在患癌癥后，每天還是手拿聽診器給人看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父母給孩子們留下的寶貴財產就是聽診器和醫學書籍，正因為這些厚重的家風文化積淀，才培育了一個有愛心、有胸懷、有擔當的協會領路人，才有了蓬勃發展的中國醫師協會，才有了人之向往的醫學人文思想。在這里，也讓我們看到了一個講人文、有溫度的中國醫師協會的“家長”。
醫學人文，體現了尊重、仁愛，倡導的是醫患和諧，醫學人文推進了社會文明，讓醫生走得更遠。是啊，我們常常被英雄所感動，可是，我們又何常不是被我們身邊的人和事所激勵呢?每一個娓娓道來的故事，觸碰靈魂，與人以智慧、仁愛和善良，讓醫學與人文相伴同行，社會將因此而變得更加和諧、溫暖。
《醫聲》里是醫者救死扶傷，關愛患者的拳拳情深，是患者向死而生后對生命的無限眷戀。我喜歡讀《醫聲》，《醫聲》里的故事有你、有我、有他，更有許多醫患的愛……
人文與醫學論文范文 第14篇
題目：人文醫學喀的人本主義心理學要素
人文醫學，是一門醫學和人文學的交叉學科。是研究醫學與人文關系及從人文觀念角度出發對各種醫學現象，事件進行思考、總結的學科。作為精神心理專科，在實際臨床工作中，我們發現人文醫學中常常提及與人本主義心理治療有關的臨床要素。本文嘗試討論人本主義心理學要素與人文醫學之間的關系，以豐富人文醫學的內涵。
人文醫學 醫學模式 人本主義心理學
人文醫學是專門研究醫學的人文屬性學科，是以人文學科的觀點去理解健康、疾病和醫學的學科。1近年來人文醫學的相關內容在醫學培訓與考核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其強調的是“以病人為中心”的醫療理念。人本主義心理治療起源于歐洲存在主義哲學，由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羅杰斯等系統并臨床化。特別是卡爾·羅杰斯的“以人為中心”相關研究，更成為目前人本主義心理治療的基礎理論。人本主義心理治療強調的是接納與非指導，所有的治療技巧均著重于與“病人”之間的治療關系。人文醫學與人本主義心理學的發展過程，在一定程度上提示了兩者的交集與同歸。從主要研究和倡導的學術要素來看，兩者也有著高度的一致性。
人文醫學與人本主義心理學的發展分析
人文醫學的發展
在人文醫學出現之前，人類的醫學模式經過了四個轉變：神靈主義的醫學模式、自然哲學的醫學模式、生物醫學模式以及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目前WTO倡導的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源于1977年美國醫生恩格爾在《科學》雜志上發表的文章，其在文章中呼吁“需要新的醫學模式來應對生物醫學模式的挑戰”，批評了生物醫學模式“還原論”和“心身二元論”的局限，并提出了“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的概念。這一模式并不排斥生物醫學的研究，而是要求生物醫學以系統論為概念框架、以身心一元論為基本的指導思想，既要考慮到病人發病的生物學因素，還要充分考慮到有關的心理因素及環境和社會因素的影響，將所有這些因素看作是相互聯系和相互影響的。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為醫學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指導思想，也為人文醫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人文醫學由此逐漸發展成為一門學科，其代表一個學科群，是研究醫學將人的生命和人的價值等屬性因素置于核心地位的學科群。2人文醫學認為醫學始終是屬于人的醫學，存在的是普遍的醫學人文精神，并且在行醫過程中以人文精神為首要因素，醫療技術為次要因素。3
人本主義心理學的發展
人本主義心理學出現之前，醫學心理也經歷了幾個模式的發展過程。初始是心理動力學模式，以19世紀末20世紀初奧地利精神科醫生弗洛伊德創立的精神分析為代表，再者為行為與認知模式，以華生、巴甫洛夫、班杜拉及貝克等為主要力量。此后發展的第三思潮就是由美國的馬斯洛及羅杰斯所倡導的人本主義模式，其強烈反對精神分析的本能決定論以及行為治療將來訪者物化的局限，認為在心理治療過程中應以“尊重人”為基本理念，將治療的重心轉移到與“病人”溝通上來。人本主義心理學并不強調心理治療的技術，也不排斥其他治療流派的方法，其更強調的是一種與“病人”之間的和諧關系。
人本主義心理學與人文醫學發展時間線的重疊
人本主義心理學有其自身的發展階段，從20世紀40年代最初的發展開始，到后來的幾經更名與理論研究，至20世紀80年代，人本主義心理學的名稱及基礎理論已基本成形，并開始廣泛應用于社會各個方面。人們也正是從這個階段開始將“以人為本”提高到一個全新的高度。醫學作為以人為主要工作對象的行業，自然會受到人本主義思潮的影響。“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的提出與當時的人本主義理論研究，在時間上存在高度的重疊，此后人文醫學學科的創立與發展，也得益于人本主義思潮的理論環境。
人文醫學核心觀念與人本主義心理學要素的關聯性
人文醫學的核心觀念
人文醫學中強調的是以“病人為中心”的醫療思維模式。其實從希波克拉底時期開始，醫學的初始就是“以人為本”。 希波克拉底認為“醫術是一切技術中最美和最高尚的”“醫生應當具有優秀哲學家的一切品質：利他主義，熱心、謙虛、冷靜的判斷……”中醫也有“夫醫者，非仁愛之士，不可托也，非聰明理達，不可任也，非廉潔淳良，不可信也。是以古之用醫，必選名姓之后，其德能仁恕博愛”的論斷。人文關懷一直是中國傳統醫學的重要內涵，后來隨著生物科技的發展，近代醫學的自然科學性關注程度超過了社會人文性。目前醫療服務提供者的服務停留在生物醫學模式下的認識認知水平上，只注重患者疾病的治療，整天追求的是能做、必須做目標的實現，忽略患者需要人文關懷的心理需求。4近代醫學人文的忽略，是國內目前醫患關系緊張的原因之一。醫務人員在提供醫療服務中，不能只管治病，更應對患者給予多一些心理、生活、人格、尊嚴、隱私等方面的關注或重視。人文醫學服務的核心是對病人人格的尊重和對生命的愛護。5
醫學心理學中人本主義心理學的核心觀念
從醫學心理學來看，從神話宗教時代開始，人們就意識到人與動物或普通物件不同，精神靈魂的修筑是人的一生都必須重視的。特別是近代的人本主義心理治療，強調人的重要性，強調人的自我成長和自我發展。人本主義心理治療強調人的自我價值和自我實現。近代醫學心理學著重對心理治療成分分析研究，探討每種心理治療是否像每種醫學藥物那樣有其獨有的活性成份。復雜的心理治療方法實際上是由相對簡單的治療成分組成，如人本主義心理治療中的傾聽、積極關注、共情，精神分析中的移情與反移情等。目前心理治療界公認的是尊重、積極關注、真誠及共情幾乎是一切心理治療有效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6這正好是人本主義心理治療的基本治療性條件，也正好與人文醫學中“人文關懷”的理念高度一致。
人文醫學與人本主義心理學的相關性
在人本主義心理學中，尊重、積極關注、真誠及共情是治療起效的關鍵，也是人本主義心理學的治療有效要素。在心理治療中幾乎所有的心理治療技術都需要在良好的治療關系上進行，人本存在主義心理治療更看重治療關系的建立，更有“治療關系即有治療能力”的說法。心理治療關系是一種高度集中性的時限性醫患關系，臨床醫療中的醫患關系則不如心理治療關系般緊密。人文醫學在對醫患關系的描述中認為，和諧的醫患關系要求醫學不僅僅要把病人當作一個生物體進行治療，更重要的是要把病人當作一個社會的人進行治療，要達到這一目標，醫學必須具備關愛人的品格。樹立醫學人文精神，就是強調繼承人類文明，以人為本、仁者愛人和人道主義的思想精髓，把人的尊嚴、價值、權利、自由和發展作為首要關懷的當代人文精神，將人文關懷貫穿于管理、醫療、護理、服務和環境的全方位全過程。這與人本存在主義心理治療的理念相一致。在整個人本主義心理治療過程中，始終用尊重、積極關注、真誠及共情處理患者的反應，所以從人本主義心理治療來看，醫患關系直接影響到治療效果。
人本存在主義心理治療認為一個良好的醫患關系包含的特征
①醫生能完全地投入到和病人的交流中。②醫生的意見總是和病人要傳達的保持一致。③在一定程度上醫生把病人看做一個合作者。④醫生認為病人和自己是平等的。⑤醫生善于理解病人的情感。⑥醫生真的試圖理解病人的情感。⑦醫生總能跟上病人的思維。⑧醫生的聲調傳達出完全能分享病人情感的能力。7
這些特征與人文醫學對醫學教育的要求十分相符。故我們認為，一個具有人文精神的臨床醫生，應該是具有人本主義心理學溝通技巧的醫生。人文醫學的內涵應該包含有醫學心理中的人本主義心理學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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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與醫學論文范文 第15篇
題目：責任倫理與醫學人文的關系研究
在醫學技術的發展中，醫學人文教育所尊崇的倫理價值需要從靜態形而上的傳統人類中心論的倫理理念轉向動態辯證的現代責任倫理的倫理理念中，來強調責任倫理的當代價值、注入責任倫理的理論內涵。實現責任倫理與醫學人文的融會貫通，則需要責任倫理為醫學人文提供倫理關涉與邏輯自洽，醫學人文為責任倫理豐富理論內涵和實踐價值，二者的耦合能夠有效消弭醫學研究與實踐中的“工具理性”“倫理無涉”“價值祛魅”等現象。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在審議“十四五”規劃建議的征求意見中再次強調要全面推進健康中國建設的目標，健康中國的建設目標在進入后疫情時期更將成為人民群眾的訴求和期盼。在建設健康中國的過程中，醫學技術的發展成為了關鍵。然而，在科技與人文相結合的醫學領域中，醫學技術無限發展的歷時性價值與進步成果的共時性影響之間的對立成為了醫學人文需要反思和考量的重要議題。醫學技術的發展不應僅僅關注當前人類的需要和真理探索的追求，而是要從行為本身的預判和對后果的評估中進行價值維度、道德維度和倫理維度的現代審視，考察醫學技術的現代實踐邏輯和未來發展邏輯。而責任倫理為現代醫學人文教育提供了價值導向，成為了限制科技包括醫學技術在內的無節制進步的重要保障，使醫學技術發展的目標指向從無限制性轉向了選用性，確保了醫學人文教育中個體性與整體性的統一，歷時性與共時性的統一，自律性與他律性的統一。
醫學人文教育中責任倫理的當代價值
責任倫理，是對科學技術日益發展的新型社會中人與科技關系的哲學反思和倫理訴求，并且“關注主體動機與行為的整體性和規范性，并將責任貫穿于事前、事中、事后或者行為的決策、選擇、執行、后果等諸多環節之中”1，要求責任主體在對待現代科技的發展中，既要理性審慎地對其行為前的判斷與決策負責，又要對其行為后的結果與影響負責，從而規避價值中立所產生的倫理缺位甚至科技異化的后果。
責任倫理作為現代倫理學的重要內容，將研究指向從傳統倫理研究范疇擴大至現代科技維度的倫理考量。其中，以漢斯·約納斯為代表的責任倫理思想，開始著力關注醫學領域中的責任倫理問題，其代表作《技術、醫學與倫理學：責任原理的實踐》一書將責任倫理的內涵貫穿至醫學倫理學之中，在醫學人文中強調醫學技術發展的同時，從責任倫理的研究視角出發，強調醫學技術的本體論倫理考量，運用技術哲學批判的思維，凸顯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科技之間的倫理關涉與價值反思。“對人類期望值的反思，對選擇要決定的東西的反思——簡言之，關于‘人的形象’的反思——變得比任何理性反思更加專橫而迫切了。”2綜上，醫學人文中的責任倫理實質上是在強調人作為責任倫理的主體在醫學領域中與科學技術的關系，所提出的關于“‘人的形象’的反思”其實質則是人在醫學領域中行為的反思。
“醫學生的責任倫理培育是現代醫學教育的根本要義之一”3。由此可見，醫學人文教育中的責任倫理的當代價值就是要從人的價值反思出發，即針對從事醫學事業的醫學生、研究者、工作者出發，強調醫學研究與實踐中的倫理道德，以責任來控制主體的意志自由，約束主體在倫理無涉的價值取向中所形成的行為邏輯，其理性擔綱就是彰顯責任主體在醫學研究與實踐中的責任意識和使命意識。
責任倫理提供了醫學人文倫理關涉與邏輯自洽
現代醫學在研究與實踐中存在的重要問題就是科學技術日益發展的不可逆性與醫學人文規范的約束性之間的對立與統一，其理性擔綱就是旨在既要求持續推動現代醫學技術的邁進以防止停滯不前造成的內卷化模式，又要強調醫學人文教育在醫學研究與實踐領域的價值導向作用。必須指出的是，“價值中立”“倫理無涉”的醫學發展模式將嚴重危害到人類未來文明的安全。即使這項醫學技術本身并無“惡”的目的、即使這項醫學技術在當前居于合法地位、即使這項醫學技術是為了給人類的生命安全與身體健康創造應然的福利，但是醫學技術的本身實質就是一個未知的潘多拉魔盒，它對人類未來文明帶有的實然影響力是不可預計的，這是由技術產生后所具有的延續性作用所決定的。由此可見，當下技術的成功并不等同于未來風險的不存在，只有在價值理性的判斷與倫理關涉的考量中評價醫學技術的本質，使醫學研究與實踐的發展基于責任倫理的“可接受拓撲空間”內規范人的行動本質。“技術受到倫理學評估，這是從簡單事實中得出的結論：技術是人的權力的表現，是行動的一種形式，一切人類行動都受道德檢驗。”2
傳統的醫學倫理往往是基于傳統倫理學的理念對醫學技術的發展進行審視，這種理念的核心要義則是以一種人類中心論的倫理內涵與倫理視角為初衷，雖然這種倫理的指向也是以價值理性為基礎的，但是人類中心論的倫理理念卻囿于一種形而上的靜態模式中，無法超越時間與空間的限制，以此所形成的醫學人文教育往往只關注了醫學技術當下的實踐與發展所帶來的價值與效益，卻忽略了技術的延續性對未來是否帶來潛在的危險。而責任倫理則強調行為的反思與后果的預設，旨在以辯證的、動態的模式中自證醫學技術的實踐邏輯與發展邏輯的自洽性。從現代醫學實踐邏輯的維面審視，責任倫理規范了責任主體的行動本質。現代醫學技術的實踐絕不是為了純粹的真理探索而生的，醫學技術只是醫學實踐的手段，而不是醫學實踐的目的。如果現代醫學實踐的本質被本末倒置，人類與醫學技術的關系就會從掌握技術轉為被技術所控制的異化局面。因此，現代醫學的實踐邏輯需要以責任為根本，責任才是現代醫學實踐的應有之義，講責任貫穿至現代醫學的具體實踐環節，使現代醫學的實踐對人類負責、對醫學發展負責、對社會文明負責。從未來醫學發展邏輯的維面審視，責任倫理強調了對技術后果的預判與評價。醫學技術的成果必須做到能夠支配未來醫學發展的可塑性，對未來的狀況進行科學回應。所以，在推動醫學發展向前邁進的同時去規劃未來醫學發展的憧憬，更需要將責任倫理與醫學人文教育結合起來，使未來醫學的發展邏輯在持續創新與審慎監督的結合中并行并舉。綜上，醫學人文教育的內容用現代責任倫理的理念來代替傳統的人類中心論的理念將勢在必行，這是現代醫學實踐的邏輯使然，也是未來醫學發展的邏輯使然。
醫學人文豐富了責任倫理理論內涵與實踐價值
責任倫理的理念從本質上來說與醫學人文教育中對醫者提出的責任擔當的內容是相輔相成的，對于一個醫者來說，選擇了行醫濟世，就等于選擇了責任，選擇了奉獻。然而，責任倫理在西方的學術研究中，對于責任主體的界說只限于個體的人，也就是說，西方的責任倫理研究是站在“小我”的層面中闡釋責任倫理間的主客體關系以及這個“小我”的責任倫理價值生成。從這個意義上講，實現“小我”的責任倫理就是要基于“小我”的自由意志去強調個體的道德應然、倫理應然和價值應然。
從約納斯之后，科學技術映入了責任倫理的問題域之中，責任倫理的研究也從零散化走向了整體化，從即時性走向了前瞻性，從個體性責任走向了群體性責任。“責任是針對整個人類提出的倫理責任，而不僅僅是針對某個理性自律或意志自由的個體。”4其中，醫學技術的發展是科學技術的重要領域，也是直接關系到人類健康發展的關鍵內容，醫學事業的發展要承擔人類生命健康的直接責任。因此，現代科技的責任倫理研究必然少不了對醫學技術的責任倫理要求，而醫學人文教育的新時代要求也同時豐富了責任倫理的理論內涵與實踐價值。
結 語
在豐富責任倫理的理論內涵層面，醫學人文為責任倫理學者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約納斯在對科學技術的責任倫理研究中，將責任倫理的內涵滲透于醫學領域中，同時擴展了責任倫理的理論研究視域，在抓住科學與人文交匯點的同時，將責任倫理的理論內涵詮釋為本體論倫理學和應用倫理學的結合。在豐富責任倫理的實踐價值層面，醫學人文教育中所推崇的責任與奉獻精神將西方傳統責任倫理所強調的“小我”維度推向了“大我”的醫學行業的集體維度。例如，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每一位醫護工作者都充分彰顯了醫者責任重于泰山的抗疫精神，為責任倫理的實踐賦予了生命至上、舉國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學、命運與共的時代價值。這種責任倫理的實踐價值不僅反映了醫學人文的崇高性，更是反映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價值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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